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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在中國經濟發展中扮演“天使”角色的外資，如今正面臨著來自各方的質疑的眼神。

　　今年兩會期間，內外資企業“兩稅合一”的提案順利通過，一定程度上外資企業的“超國民待遇”被取消。與此同時，商務部傳出消息，新的《外商投資指導目錄》將加大對外資進入的審查力度，一些關系國家經濟安全的重大產業有可能禁止外資進入。而在最具標桿意義的“徐工并購案”中，外資終于放棄控股權(由85%降至45%)。曾以收購各國“命脈產業”為宗旨的全球私募基金凱雷投資，以強大的政府公關能力著稱，它在中國市場竟然表現出難得的溫雅，作出了“策略性的讓步”。

　　不過，在這些跡象背后，絕非意味著中國要對外資關起大門。博鰲論壇秘書長龍永圖最近表示，中國仍然需要加大吸引外資力度，以軟實力、硬實力的綜合因素，“而不是僅依賴稅收優惠來吸引外資。”

　　時移世易。在中國資本匱乏、技術落后、投資環境較差的時候，讓外資狂卷而來，“以市場換技術”，確實起到了激活中國經濟發展的作用。然而，伴隨而來的“外向型”發展模式，也使中國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近十年來，隨著外國產品與合資品牌涌入中國市場，接近70%的中國傳統品牌消失了。而生產能力快速崛起的中國企業，由于缺乏核心技術，許多都成了負責某跨國公司的一道工序的“組裝車間”，大約90%的產業價值都產生在中國之外。

　　北京交通大學產業經濟學博士后蔣志敏表示，國內產業正日趨“邊緣化”、“外圍化”，以高能耗、高污染、高投入為代價集聚的龐大生產能力，與極低的收益率形成反差，形成了“進步中的貧困”。

　　蔣志敏博士正在調研撰寫“中國產業安全報告”。她對記者表示，目前，外資對中國市場的控制和對本土企業的蠶食，正在觸及中國產業安全的警戒線。因此，政府著手調整外資政策很大程度上是事出無奈。

　　那些消失的本土品牌

　　日常消費類的本土品牌快速消亡，早已不是新聞。目前，碳酸飲料市場大都是可口可樂等外資品牌的天下，膠卷市場被柯達、富士占領，寶潔系列吞沒了日化用品市場，啤酒、汽車輪胎市場也面臨外資品牌壟斷的危險。“大寶天天見”，最近也掛牌要出售，在它之前，南孚電池、活力28洗衣粉等許多本土品牌，都在外資進攻下丟掉了陣地。

　　蔣志敏博士研究發現，最近幾年，外資的觸角已經向中國的高端制造業延伸，許多“排頭兵”企業紛紛落入跨國公司“囊中”。“徐工并購案”之前，美國卡特彼勒公司收購了山東工程機械有限公司;中國軸承行業的上市公司西北軸承，被德國FAG公司吞沒;油嘴油泵行業也被外資并購、控股;在東北的老工業基地，大連電機廠、佳木斯聯合收割機廠等老牌本土企業落入外資口袋。

　　在銀行業的IT應用市場，則出現了IBM的“雙重壟斷”：從央行到四大商業銀行，其核心業務平臺和正在興建的全國各地的數據處理中心，百分之百地安裝和使用IBM大型機，形成“產品壟斷”。當大型機安裝完畢，其使用系統維護、管理、保養和故障排除以及續建、增容、升級等服務，百分之百地由IBM提供，形成“服務壟斷”。

　　過去十年，中國形成了一個外資進入的高潮期。根據2004年的數據，我國工業39個分行業中，已經有9個行業的外資市場占有率超過了40%，4個行業過半，其中，通信設備、計算機和儀器儀表、辦公用機械制造業等幾個行業，外資市場占有率甚至超過了70%。

　　從市場格局看，自1993年以來，外資在中國市場上的占有率呈直線上升趨勢，到2004年已接近31%，年均增長速度達到 12.25%。

　　蔣志敏博士稱，如果按照國際通行的外資市場控制率警戒線標準(通常為20%，一般行業為30%，少數競爭性行業50%)來衡量當前外資對我國產業市場控制率，則亮起紅燈的行業已經很多。外資與本土資本的競爭是“此消彼長”，外資市場控制率提高意味著本土經濟生存空間的相對縮小，對發展中國家而言，這將對其本土資本的正常成長形成扼制，對其幼稚產業更是一種封殺。

　　她說：“特別是在能源、基本原材料、交通等基礎產業和金融等關鍵行業，外資市場控制率過高，將對國家經濟安全構成極大威脅。”

　　“市場換技術”換來了什么

　　崇尚自由競爭的觀點認為，沒有外資這條“鯰魚”，中國本土企業就不能在競爭的刺激下快速成長。但是，如果進來的不是“鯰魚”，而是“鯊魚”，該怎么辦呢?

　　在市場攻伐一線與外資血拼的本土企業家們，一直在呼吁“公平競爭”。長期以來，外資獲得的優惠稅收，只是其稱雄中國市場的一個側面。更重要的，跨國公司挾多年來進行全球競爭的經驗、技術和強大的資本支持，很多時候進行的是一場“以強凌弱”的不公平競爭。

　　今年兩會期間，正泰集團董事長南存輝與娃哈哈領頭人宗慶后，都提交了呼吁政府干預外資惡意并購的議案。去年，正泰的主要競爭對手德力西集團，被德國施耐德電器并購，使得好不容易成長起來的本土低壓電器市場，一夜間陷入外資控制的陰影下;而宗慶后感慨道，娃哈哈與法國達能合作近十年(達能持有合資公司51%股權)，最初“市場換技術”的夢想并沒有實現。

　　蔣志敏博士稱，在部分出讓市場、出讓股權、出讓品牌的過程中，最大程度地獲取外資的技術，這本來是“市場換技術”的初衷。但在實踐中，外資會采取一切手段，防止技術特別是核心技術的外溢。

　　她調查發現，總體看，跨國公司轉讓給中國市場的都是所謂“適用技術”，這些技術在國際上僅僅是二三流、已經過時的技術，而真正的高新技術、上游環節技術、產品開發技術卻很少投入中國。“靠別人給技術往往是一廂情愿”，她對記者說：“長期盲目地對外資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會貽誤我國產業發展的最佳時機”。

　　科技部政策法規司司長梅永紅曾透露，對引進技術的依賴，導致許多本土企業對自己積累10年、20年的技術能力極不珍惜，已有技術平臺細碎化甚至崩潰。“最近科技部一位顧問到一些機構去調研，回來后對我們說，自己積累幾十年的隊伍和能力，往往因為能引進技術而被拋棄。”他說。

　　梅永紅強調，“市場”本身就是戰略資源，“一旦被別人占領了，想要重新搶奪回來談何容易!”他認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5%的市場流失將對國家造成傷害，超過10%將造成實質性傷害，超過30%將造成難以彌補的傷害。

　　“外資悖論”

　　25年來，有效吸引外資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推動，人所共知。但到今天，利用外資過程中暴露的深層次問題，也必須得到重視。

　　中國產業安全論壇秘書長李孟剛認為，中國經濟對外資依存度提高以及潛在的壟斷效應，有些已經嚴重威脅到中國經濟的健康，并對未來發展形成潛在的阻礙。他把這稱為“外資悖論”。

　　比如，發達國家從保護本國環境、調整產業結構的目的出發，通過國際經濟合作、國際投資或跨國公司經營等途徑，將造紙、建材、制藥、紡織、化工等污染嚴重的行業轉移到中國等發展中國家。而中國不少地方政府為了追求政績，不顧一切地吸引外資，降低準入門檻，甚至不惜犧牲當地居民的長遠利益，對那些污染嚴重、破壞生態平衡的項目也大開方便之門。“項目產生的利潤流向發達國家，而由此造成的環境污染、生態失衡卻長久地留了下來”。

　　再如，跨國企業封堵高端技術轉移，卻支持中國引入低技術。導致很多中國企業寧愿“引進、引進、再引進”，對技術消化、吸收與創新的投入卻相當吝嗇，有的地方甚至陷入了“引進落伍、再引進、再落伍”的惡性循環，扼制了本土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

　　還有，外資企業偷漏稅款數額巨大。據不完全統計，2004年外資企業利用各種手法偷漏的稅款金額至少有1000億元。許多外資企業一方面連年報稱虧損，另一方面又不斷追加投資，擴大經營規模。這種“假虧損”、“零利潤”的手法，實際上是利用偷漏的稅收使企業“長虧不倒”。

　　李孟剛教授認為，一方面是中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迅速加大，另一方面，是外資在中國越來越傾向“獨資”模式，他們更傾向于按照跨國公司自身的需求，對中國的工業部門進行整合，進而使得中國本土企業更多投向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領域，投向科學研究與服務的比重很小。

　　他說：“長此下去，中國有可能會被鎖定在國際分工價值鏈的底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