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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泰晤士報》日前評出世界上在建的十大建筑工程。中國憑借奧運東風獨占三席，上榜的分別是奧運會主會場國家體育場、央視新址和首都機場三號航站樓。

　　無獨有偶，擁有130年發行歷史的著名建筑專業雜志《建筑新聞》在最新一期的特刊上評選出了“令人驚異的世界十大建筑工程”，國家體育場和央視新址同樣赫然在列。

　　這些國際知名媒體給予中國建筑工程的高度評價，讓公眾一時間彈冠相慶、奔走相告。然而，這場以奧運建設為代表的建筑大潮，真的是我們的一場幸事嗎?

　　“大躍進”式的投入

　　《泰晤士報》在敘述中國建筑工程上榜理由時稱，如果想知道雄厚的資金和低廉的勞動力所能取得的建筑學成就，中國在建的工程正是其中代表。世界上近一半的混凝土和1/3的鋼材被中國建筑業“吞噬”，讓其他國家黯然失色。

　　資料表明，悉尼、漢城、亞特蘭大奧運會場館都是用輕型鋼結構，悉尼奧運會的平均用鋼量僅為30公斤/平方米,而國家體育場(“鳥巢”)用鋼量超過500公斤/平方米。

　　由美國建筑師諾曼·佛斯特設計的北京首都國際機場3號航站樓號稱世界上最大的航站樓，將花費167億人民幣。

　　荷蘭大都會建筑事務所主持設計的央視新址大樓，為把大樓防震強度從七級提高到九級，造價更是從預算的50億人民幣增加到100億人民幣。

　　這些只是中國在為標志性建筑工程注下的血本中的一部分。全國各地以種種名目大興土木建造的大型豪華樓堂場館，更是數不勝數，甚至有貧困縣動用數億資金建成富麗堂皇的政府辦公樓事例。

　　針對這些所謂的標志性建筑，社會上批評之聲迭起。有人說，這類建設完全違背了科學發展觀的原有之義。

　　兩院院士、清華大學建筑與城市研究所所長吳良鏞告誡弟子：“一個建筑并不是不考慮美觀，但花多大的代價得到什么樣的美觀，以及是不是只有惟一的途徑才能得到美觀，不能不考慮。中國現在并沒有富得不在乎這幾十億。”

　　文化批評家朱大可更是撰文稱：“中國近年來的各類標志性建筑大都耗資巨大，完全不計成本，超越了經濟核算的框架，成為利用資本集權進行權力構筑的輝煌范本。它們遵循資本主義美學，表達出中央財經集權的巨大能量。”

　　“鳥去巢空”的隱患

　　據公開的數據統計，北京奧運會的場館建設及相關基礎設施支出將近400億美元，數額之大超過了以往歷屆奧運會。一些經濟學家估算，這筆費用相當于1976年蒙特利爾奧運會以來歷屆奧運會總支出的43%。

　　針對投入巨大的奧運場館，很多人認為這些大型建筑并不能帶來同支出成正比的經濟和社會效益。種種質疑，讓公眾不禁將目光投向歷史，觀照先行者的建設管理經驗所能帶來的啟示。

　　悉尼奧運會奧林匹克公園管理局的首席執行長布賴恩·紐曼曾在媒體上表示：北京奧運會可能成為歷史上規模最宏大的奧運會，但這種宏大和輝煌也不禁讓人擔心，奧運會結束后這座城市將如何有效管理那些場館和設施。所有舉辦過奧運會的城市都曾遇到過這個問題，但問題的難度都不及北京的大。

　　紐曼介紹說，面積只有北京奧運村四分之一的悉尼奧林匹克公園，在奧運會后一直虧損，照目前勢頭看，到2015年才能實現盈虧平衡。即便如此，悉尼奧運會場館設施的賽后利用仍然堪稱典范，這些場館的使用率很高，還曾舉辦過2003年世界杯橄欖球賽等重大賽事。

　　同樣，2004年奧運會后雅典人嘗到了苦頭：體育場館和輔助設施因管理艱難而出現破敗跡象。在雅典市內，古代馬拉松比賽跑道兩側的排水溝完全被廢物堵塞;一座世界級的籃球館頂棚破了幾個洞，正往下滴著水;斯科尼亞斯賽艇中心的蔚藍色水已經變成了褐色……奧運會后一年，雅典為維護場館而花費了1億多美元。

　　據統計，2008年奧運會在北京共建31個比賽場館，有關奧運會的配套建筑更多。人們不免發問：像國家體育館、水立方這些容量動輒數萬人的龐大場館，在奧運會后如何運營和利用才可以避免“鳥去巢空”呢?

　　另外，根據設計奧運會場館周圍要留出可供40多萬人游走的面積，但奧運會結束后這些場地上再也不會同時匯聚這么多人，那么留下的巨大空間將派什么用場呢?

　　問題似乎還沒有答案。據了解，中國目前還沒有一個統一的機構在奧運會后管理各個場館設施，奧運場館的賽后管理工作將由分擔建設成本的各國有企業分擔。

　　“多頭管理有可能導致各場館為爭搶生意而激烈競爭，”一位負責其中五座場館的國有資產經營公司經理對記者說，“但就目前而言，政府的目標和使命就是通過對典范建筑的投入，舉辦一屆成功的奧運會。”

　　“標志性建筑”標志了什么?

　　用建筑來記錄歷史上的今天，或許這正是標志性建筑在享受改革開放成就的今天如此盛行的原因。古今中外，大凡標志性建筑，都記錄了一個國家或城市在特殊歷史時刻的內心悸動而備受后人景仰、成為源遠流長的民族象征。

　　在美國，自由女神見證和鼓舞了一個爭取獨立、崇尚民主的年輕國家的興盛。

　　在法蘭西，凱旋門銘刻著拿破侖遠征時期286名將軍的名字。

　　阿姆斯特丹優雅的風車，則記錄了數百年來市民抽水排澇同自然抗爭的豐功偉績。

　　審視今天中國新興的大型建筑，從國家大劇院到“鳥巢”(奧運會主體育場)，到央視新址大樓，甚至到某些縣的政府大樓，都有足以擔當“標志性建筑”的體量。但是，它們又標志了什么呢?

　　近年來，中國建筑界針對國際建筑人越來越多地承擔起國內大型建筑設計的現象，始終爭論不息。爭論的內容從究竟誰該為建設這種標志性建筑的巨額代價埋單，到批判這種現象究竟是不是建筑的殖民傾向，不一而足。

　　事實上，問題關鍵在于：由誰來設計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些建筑能否真正彰顯中國社會的傳統文明、體現中華民族的現代氣派。正如著名規劃專家伊利爾.沙里寧所說：城市建筑像一本打開的書，從中可以看出人們的精神和抱負。

　　可中國的現實似乎并非如此。

　　“當下中國建筑市場的業主就是喜歡‘語不驚人死不休’，單純追求視覺刺激，以為另類、新穎就是美了。”建筑學專家彭培根教授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這樣說。

　　吳良鏞院士對此深表憂慮：“我們在全球化的進程中，學習吸取優秀文化的同時，更要有一種文化自覺意識、文化自尊態度、文化自強的精神。”

　　追求一個時髦新穎的標志，一座吸引眼球的紀念碑，而不是以建造一個合理實用的建筑場館為首要出發點，在這樣的一種價值標準下，中國的建筑正逐漸失去自身的風格。

　　旨在標新立異，不具標志性的所謂標志建筑，到底能有多大價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