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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帶一路”，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簡稱，2013年9月和10月由國家主席習近平分別提出建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構想。“一帶一路”是合作發展的理念和倡議，是依靠中國與有關國家既有的雙多邊機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區域合作平臺，借用古代“絲綢之路”的歷史符號，高舉和平發展的旗幟，主動地發展與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伙伴關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

　　一、“一帶一路”的歷史淵源

　　2000多年前，亞歐大陸上勤勞勇敢的人民，探索出多條連接亞、歐、非幾大文明的貿易和人文交流通路，后人將其統稱為“絲綢之路”。千百年來“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絲綢之路精神薪火相傳，推動了人類文明進步，是促進沿線各國繁榮發展的重要紐帶，是東西方交流合作的象征，是世界各國共有的歷史文化遺產。

　　(一)古代絲綢之路

　　歷史上的絲綢之路，既不是中國人興建的，也不是中國人推行的，而是境外對中國的絲綢有需要，才形成了絲綢之路。所以查中國的古籍，找不到“絲綢之路”這個詞。1860年前后，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到中亞考察，提出“絲綢之路”概念。他結合考察情況，又對照中國歷史，提出約在公元前二世紀，存在著這樣一條“絲綢之路”。德國人胡特森在多年研究的基礎上，撰寫成專著《絲路》。從此，“絲綢之路”這一稱謂得到世界的認可。

　　這條絲路由漢武帝時的張騫首次開拓，被稱為“鑿空之旅”，但當時張騫通西域并不是為了貿易。漢武帝為了打敗匈奴，他想派張騫去現在的阿富汗一帶去跟大月氏聯系，但張騫被匈奴扣住了，一待就是十年，后來逃脫，來到大夏，找到了大月氏。但大月氏已熟悉了這里的生活，不想再打仗了。張騫呆了一年多，用史書上的話說“不得要領”，就回來了。

　　公元73年，東漢時的班超又重新打通隔絕58年的西域，并將這條線路首次延伸到了歐洲羅馬帝國，公元166年，古羅馬大秦王安敦派使者來洛陽，朝見漢桓帝，標志著中西方文化交往的開始，東西方兩大帝國外交關系正式建立，這條路線首次正式打通并延伸到了歐洲。自此，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在絲綢、皮毛、玉石、珠寶、香料等領域的商品交換不斷繁榮，文化、宗教等人文交流也日益活躍，不僅成為亞歐國家互通有無的商貿大道，也是促進亞歐各國和中國友好往來、溝通東西方文化的友誼之路。

　　自此形成了一條橫貫歐亞大陸北部的商路，與南方的茶馬古道形成對比，以長安(今西安)、洛陽為起點，經河西走廊到敦煌。從敦煌開始分為南北兩路：南路從敦煌經樓蘭、于闐、莎車，穿越蔥嶺(今帕米爾)到大月氏、安息，往西到達條支、大秦;北路從敦煌到交河、龜茲、疏勒，穿越蔥嶺到大宛，往西經安息到達大秦。

　　(二)古代海上絲綢之路

　　海上絲綢之路東海航線形成于秦漢之際，即公元前200年左右。最初的海上航線，是沿著遼東半島及朝鮮半島的海岸線南下，然后越過對馬海峽到達日本列島的北部。到了隋唐時期，在中日雙方民眾的共同努力下，又陸續出現了橫渡黃海及東海的多條海上航線。通過這些海上航線，不僅中國的商品被源源不斷地輸往日本及朝鮮半島，中國文化也被大規模地傳播到這些國家，包括儒家思想、律令制度、漢字、服飾、建筑，甚至武術、飲茶習俗等。

　　海上絲綢之路南海航線也是在秦漢之際形成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所發現的南越國(公元前203年-公元前111年)時期的非洲象牙等舶來品就是明證。公元前111年，漢武帝派大軍滅亡了南越國，直接控制了南海航線的門戶。雄才大略的漢武帝憑借強盛的國力，大力拓展海外交通，開辟了第一條從中國南方沿海直接通往印度洋地區的遠洋航線，最遠到達現在印度半島的東海岸及斯里蘭卡。漢代典籍《漢書?地理志》明確記載了這條航線。

　　在歐亞大陸的西端，羅馬帝國也在快速擴張。羅馬人于公元前30年滅亡了埃及托勒密王朝后，通過紅海進入印度洋，開始向東方推進。公元1世紀，羅馬人掌握了印度洋上的季風規律，并借助季風直接橫渡印度洋，往返于紅海與印度之間，而不是像以前那樣僅僅沿著印度洋的海岸線航行。來自羅馬帝國的一些商人甚至遠航到印度半島東南沿海，建立起貿易據點。形成于公元1世紀后半期的希臘文航海文獻《厄立特里亞海航海記》敘述了從紅海前往印度半島南端的航線。

　　漢代中國人由東向西拓展，羅馬帝國的臣民自西而東航行，最后在印度半島對接，從而使海上絲綢之路延伸到波斯灣、紅海。這是世界歷史上第一條跨越印度洋的海上航線，也是當時地球上最長的航線。海上絲綢之路南海航線與穿越中亞內陸的陸上絲綢之路，構成了連接東西方的兩大交通動脈。

　　二、“一帶一路”新絲路戰略的時代意義

　　“一帶一路”新絲路倡議繼承了古絲綢之路開放包容、兼收并蓄的精神，因此和古絲路具有相似之處;另一方面，由于“一帶一路”政策出現在新的時代背景之下，是迫切的現實需求，被賦予了新的時代特質，因此超越了傳統絲綢之路的內涵。

　　(一)國內經濟社會改革進入深水期

　　當前我國經濟的階段性特征就是“三期”疊加。所謂“三期”，即增長速度進入換擋期，這是由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所決定的;結構調整面臨陣痛期，這是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主動選擇;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這是化解多年來積累的深層次矛盾的必經階段。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十八大”后黨中央提出了改革開放再出發、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新方略，重新定位經濟發展“新常態”，實現國民經濟從高速增長到常態平穩增長的“軟著陸”，維持可持續發展和適度增長。這就需要統籌國內、國際兩大資源和市場，尋求新的經濟發展驅動力和增長點。從當年改革初期的“摸著石頭過河”，到積極應對、主動出擊，體現了歷史的變遷，時代的進步，決策者的魄力和勇氣，也反映了問題之復雜，困難之巨大，挑戰之嚴峻，任務之艱巨。

　　(二)世界經濟進入轉型升級的關鍵期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產業結構進入了深度調整期，世界經濟復蘇緩慢，發達國家增長乏力，經濟增長速度不斷回落;世界工業生產收縮，制造業處于下行期，原先具有全球產業競爭優勢的工業化國家普遍出現了結構性失衡，新興經濟體加劇了全球工業競爭，發展中國家的制造業發展速度有所下滑;世界資本流動減速，金融資產增長緩慢，發達經濟體對外投資一蹶不振，原先專注于資本輸出的國家開始將目光轉向國內，使全球資本跨境流動大幅下挫，新興經濟體與發展中經濟體資本市場動蕩加劇，投資回報率普遍下降;經濟增長的疲軟嚴重拖累世界貿易的增長，世界貿易持續低迷，出口形勢急劇惡化，世界商品與服務貿易的出口正在經歷深度調整。在此情形下，我國對外開放長期以來以西方發達經濟體國家為主的格局，需要調整、轉向，與此同時，伴隨著經濟全球化步伐，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加快，我國周邊的東盟、中亞、南亞等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資源豐富，潛力巨大，亟需通過合作激活發展動力。

　　(三)國內能源安全形勢愈發嚴峻

　　研究表明，1996年以來，中國原油進口量快速增長，原油進口依存度飆升，進口主要來源地卻愈趨集中。據海關統計，2003-2013年十年間，我國進口原油從9100萬噸逐年增加，到2009年突破兩億噸大關，2013年達到2.82億噸。原油進口來源主要集中在中東國家、非洲的蘇丹等地，原油進口來源地區比較集中。原油進口量的80%需要經過馬六甲海峽，對外依存度高達58%。當今國際原油市場深受國際政治的影響，使原油進口國的原油供應具有很大的不穩定性，原油進口的安全性受到很大挑戰。尤其是我國原油進口過度依賴中東地區和馬六甲海峽，在中東局勢動蕩、美國插手南海的情況下，我國的能源安全受到嚴重挑戰，潛在威脅加劇。開辟新的原油供應國或地區，開通新的安全輸送管道，實現原油進口的多元化，已經是亟待解決的重大戰略問題。

　　(四)國際安全形勢更加復雜多變

　　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德國威廉二世就提出所謂的“黃禍論”。到20世紀50年代新中國成立之初，美國也曾炒作過“紅色威脅”。中蘇關系緊張時，蘇聯也提出過“中國威脅論”。冷戰后，“中國威脅論”又開始在美國、日本、菲律賓等國泛濫起來，迄今已經歷了四波。第一波是1992-1993年間，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斷言儒教文明與伊斯蘭教文明的結合將是西方文明的天敵，第二波是1995-1996年，李登輝訪美兩岸關系緊張，中美圍繞臺灣問題發生軍事對峙。第三波在1998-1999年，亞洲經濟危機中中國經濟逆勢崛起，經濟影響力迅速擴大。第四波是進入21世紀后，內容擴大，如食品安全威脅論、環境威脅論、軍事威脅論、糧食威脅論、經濟威脅論、網絡威脅論、地緣政治威脅論等。對“中國威脅論”釋疑解惑，不僅要加強宣傳解釋，講好中國故事，做好中國傳播，播好中國聲音，還要用實際行動昭示天下，向世界宣告中國的和平崛起，中國崛起不以損害別國的利益為代價，不構成對任何國家的威脅。

　　(五)構建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爭奪更加激烈

　　奧巴馬政府執政以來，美國推行所謂的“重返”亞洲再平衡策略，意圖圍堵中國的發展空間，遏制中國的發展勢頭，在外交、軍事、安全、經貿等領域實行了一系列新舉措。如推行“巧實力”外交，強化“美日安保”，企圖拉攏日、韓、菲、澳等國締結“小北約”，打造環繞中國東部的“三條島鏈”，構建從日本東京到阿富汗首都喀布爾的“新月形”包圍圈，明里暗里插手東海、南海問題，駐軍澳大利亞、重返菲律賓，炒作海空一體戰、離岸作戰，在APEC之外提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意欲繼續主導亞太政經格局，遏制中國發展。在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提倡國際關系民主化、促進世界多極化、倡導多邊安全機制等前提下，新一屆中國領導提出了全新的亞洲安全觀和亞洲夢，并首倡了“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絲路精神”。同時，中國逐步構建全方位、多層次國際對話渠道和合作機制，而能把這些新思想理念和對話合作機制落到實處又能統領全局的，恰恰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兩大戰略構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