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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要內容：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經濟較好地避免了冷熱劇烈交替的破壞，宏觀經濟政策的及時調整與跟進功不可沒，尤其是上世紀90年代初以后，市場化的調控手段日臻合理。今年的經濟工作和宏觀調控，繼去年決策，總的還是“兩防”：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轉為明顯的通貨膨脹。

　　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經濟較好地避免了冷熱劇烈交替的破壞，宏觀經濟政策的及時調整與跟進功不可沒，尤其是上世紀90年代初以后，市場化的調控手段日臻合理。當前，經濟環境的復雜性已與十多年前不可同日而語，調控政策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鑒往而知來，作為幾十年來中國經濟風云變幻的親歷者，經濟學界的耆宿沈立人先生對十多年來宏觀調控政策得失的梳理，為完善和改進宏觀經濟政策以及背后的制度環境提供了方向。

　　經濟運行的宏觀回眸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迅速發展，其運行軌跡明朗耀目。從宏觀層面給以回眸，一瞥之間，與市場經濟那只看不見的手并行不悖的是宏觀調控那只看得見的手。原來，以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為拐點，在擇定發揮市場經濟的基礎性作用時，同時擇定以宏觀調控為前提。

　　近30年來，中國經濟的發展及其運行市場化正是循著此一途徑前進，取得了赫赫戰績。對照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不論是事前的綜合平衡或事后的大力調整，由于難以抵御擴張沖動的干擾，也都難以防治屢戒不止的大起大落和短缺惡果。但是，并不意味著市場化就能避免周期性的起伏波動。僅從上世紀90年代后，也有經濟過熱和偏冷的交替，要求加強宏觀調控，給以必要扭轉。大體上有三次：一次是1995年后的明顯過熱，二次是世紀之交的幾年有所呆滯，還有一次是這幾年的偏快。這三次的大體癥狀，一次是公認的通貨膨脹，物價指數上揚超過20%;一次是在亞洲金融危機影響下，采取從緊對策帶來一度的通貨緊縮;一次是綿延迄今的物價漸升直逼和突破警戒線，從輕度通脹到中性通脹(所謂結構性通脹)，距全面通脹僅一箭之遙。

　　這三次的對策，不同于l988~1991年的“急剎車”，l993~1996年實行“軟著陸”，大大減少了治理通脹的代價;但未做到較長時期的安定，類似于l985~1988年，“軟著陸”不久又來“硬起飛”。不同于過去，還表現在首次采取向市場經濟過渡后的宏觀調控，而非完全依賴行政辦法，與當代國際通行的方式越來越靠攏，主要杠桿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寬嚴相濟。大體上可分四段：1993~1997年是財政和貨幣政策的適度雙緊;l997~1999年是積極的財政政策與穩健的貨幣政策相伴和互動;隨即是兩個政策的雙穩健，走向中性;2006年后則是貨幣政策從緊而財政政策趨穩。

　　回瞥之余，深獲感受，經濟運行的市場化程度不等，都無法杜絕或熱或冷的震蕩，使宏觀調控必要而不能或缺。冷熱的標志，除增長率外，最顯著的是物價，幾個百分點的上下大不一樣：調控的手段是經濟政策，權在國家，著力于財政稅收和貨幣金融，并在不同時空有不同側重;調控的步驟或徐或疾，主觀意愿與客觀演進常有參差，決非心想事成。當代走向全球化，經濟運行聯系國際互動，導致相互博弈，變化更加多端，如一國物價不是孤立的，石油價格的權數越來越大，流動性過剩遍及全球，次級債危機到處見其陰影，大國小國都不能掌握主動。因此，各國的宏觀調控有其特色，如一個國家在降息，一個國家在升息，兩者有不同策劃是可能和合理的。歸納到一點：宏觀調控非同小可，對經濟運行舉足輕重，乃是一項國策，不宜等閑視之;特別是我們這樣的大國處于轉軌階段，從理念到應用，不少方面亟待探索，遠未臻抵隨心所欲的自由王國。 　宏觀調控實效評估

　　對這幾年的經濟發展怎樣評估和解析，涉及對宏觀調控質效的衡掂，朝野各界的尺寸大同小異。總體來說，基本上是肯定并賦以贊揚的。十多年來，GDP增長率從上世紀末的年均9%左右逐步攀高到本世紀的兩位數，近幾年來更是每年提高0.1個以上的百分點，十分奇妙。這不僅在發展中國家尤其大國中創造了新紀錄，對世界經濟的持續增長也產生越來越不能藐視的影響。

　　肯定這段成就，不言而喻，不能不歸功于此一時期的宏觀調控。不難設想，假若沒有持之以恒的這樣那樣的宏觀調控，經濟運行必然會出現另一種形態，或者是通貨膨脹愈演愈烈，甚至不堪收拾;或者是大起之后急劇大落，付出極大的治理成本。

　　同時也不能回避和諱言，較長時期的經濟運行，還有某些不足。而這些都與宏觀調控的不夠完善和水平不高有直接、間接的關系。

　　一是經濟增長偏快。過去幾十年的實踐并參閱他國經濟史，告訴我們，GDP的增長率，保持在8%~9%之間是恰當和合理的，可以實現穩定、健康和持續發展，取得相對寬松和漸進的活力;相反，如果低于或高于這個額度，往往會導致經濟運行的疲軟或緊張，常見的是后者，帶來供需失調等失常現象。正是這樣，從原定各個年度規劃看，主觀上期望和預測在此適度空間;而執行結果卻是一超再超，幾年來達到兩位數，并在漸次攀升，決非吉兆。尋找理念誤區，則是曲解“發展是硬道理”，從“能快則快”滑向“越快越好"。

　　二是投資規模偏大。“投資饑餓癥”是一種痼疾，長期以來一直發作，想盡辦法都無法治愈。上述增長偏快，GDP掛帥，沖動源力在此，并引發多種癥狀。本來從量化看，投資增長和消費增長最好與經濟增長大體同步，才能相互協調，相互促進，各得其所。這幾年來投資增長率多在消費增長率的一倍左右，居高不下，習以為常。這固然可能加快了經濟增長，然而也擠占了國民所得，壓縮了消費份額，以致積累率越來越高，消費率越來越低，從過去認定合理的上限三七開逆轉為倒六四開，在世界是特例，既不利于改善民生，又不利于經濟運行的平穩和協調。這與過去整個分配有些重國計、輕民生和重資本、輕勞動有關。

　　三是物價指數偏高。如果認為，由于成本驅動等因素，物價水平長期漸升是必然的或難免的，在某種意義上有益無害或利大于弊，那么，應當同時守住警戒線，輕易跨過了會走向另一面。近幾年的中長期規劃和年度計劃，對此清醒地定在3%~4%之間，該有其制約性和可行性。然而執行結果，也是屢被突破，2007年更從4%~5%升到6%以上，全年平均也從溫和的通脹上升到所謂結構性通脹，雖其原因多樣，不盡是供求失衡，根子可能是貨幣信貸的流運性過大，但是超過了社會承受能力，從低收入者到部分中等收入者先后感到壓力，理該充分惕視。

　　再者，對外貿易和招商引資也增長過快、規模偏大。這似乎是好事，為經濟發展添注活力，成為出口大國和制造大國，外匯儲備也是大國。但是，由此帶來幾個問題，如外向依存度高于某些外貿大國，以致風險也高;外匯儲備過大，以致貨幣發行過多，并引起對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壓力也越來越重。同時，這也是造成流動性過大的外部因素。

　　宏觀調控，通常是指四個方面，除經濟增長、物價指數和國際收支已如上述外，還有失業就業問題，相互聯動，應當求得一個最佳平衡。這幾年經濟增長偏快，擴大了就業規模，但失業、待業形勢未有根本好轉。雖然，城鎮失業登記率稍有下降，而對照新增勞動力和農村轉移勞動力，實際失業、待業人數和隱性失業率仍居高不下。這有宏觀條件原因，也不能認為沒有主觀的疏忽，如一度強調“減員增效”和大量拆遷、大量征地，或許在宏觀調控中是一個盲點。從根本看，就業增長與經濟增長不對稱，涉及產業結構、企業結構和技術結構的合理性呵護不夠。此外，大家開始覺察除國際化可能過熱外，工業化和城市化也可能過熱，造成產能過剩和競爭過度，農田縮減過多，以及與此相關的資源和能源開發利用過多與生態環境保護不夠，反映為宏觀調控的不全和不力。

　　判斷得失以利再戰

　　當前流行一種觀點，認為出現這些宏觀問題，是由于市場化程度不夠，只能靜俟其成。這有一定根據，但是完全諉諸客觀，顯得無能為力。停留于這點，將會導致宏觀調控的卸責，甚至承認市場經濟的萬能，排斥宏觀調控的必要。如果否定宏觀調控，一味信賴單純的市場經濟，那是空想，既悖于理，又害于行。

　　我們認為，中國經濟發展和經濟運行之所以一直發生較大或很大的不平衡，特別是常見的所謂過熱，根子在于經濟發展戰略上一直存在著片面追求過快速度的傾向，即通稱的GDP情結或增長沖動。“發展是硬道理”，鄧小平當年強調時，明確以效益為前提，最早擇定翻兩番目標，同樣有此前提。速度與效益是辯證的統一，偏于一端，就生抵觸。后來在理解上，往往自覺和不自覺地忽視或丟掉了這個前提。發展經濟學告訴人們，從最早和傳統的經濟發展觀到后來和現代的經濟發展觀，就是從片面、過度地追求發展速度轉換到適當的快速，其實質和重點不僅在數量增長，更在質效提高，才有其實際價值。大家懂得，GDP作為綜合指標，無可替代，但是有其局限，不能全面反映發展的質量、效率和效益，成本和結構等多種內涵。追求過快的速度，不擇手段，不計其他，必然會以損害和犧牲其他方面為代價，是得不償失和違反初衷并難以持久永續的。

　　其次，對片面追求過高速度，大家不是沒有認識其危害，從黨和政府的重要文獻看，表述昭昭，確已撥正，越來越明朗。但是在實踐中，為什么依舊昏昏，一犯再犯，長期有此幽靈在游蕩呢?有人先后揭示，關鍵在整個體制沒有轉變，有關機制不盡耦合。特別是各級地方政府的經濟職責直接表現在政績考核和人事考核上，有形無形地還是GDP為綱，導致相互攀比，個個爭先，深恐落伍。從多個省市區看，不高于全國平均，似乎就失職了。出現過高增長，無不沾沾自喜，不以為險，只以為喜。與此相應，在財政體制上，財權與事權下放后缺乏制約，使地方政府熱衷于土地興財和項目興財，導致上述幾個“化”的過熱。于是對待宏觀調控，不少地方或明或暗地聲稱：“這是國家和中央的事，地方不用管也管不上”，“全國要下，別人在下，正是本地大干快上的好時機”，“即使我們冒了也無妨，否則老實人吃虧”。經過上下博弈，一個國家發改委面對多路諸侯，勝算是渺茫的。宏觀調控之難，難在這種利益基礎上的思想障礙和制度障礙。

　　再者，在上述經濟運行態勢下，“一俊遮百丑”，“萬事快為首”，使全部或至少是大部分力量耗在追求速度上，對整體工作是很強的沖擊，撞出了一串薄弱環節甚至斷層。GDP是產出，不計投入，以致造成數量優先，質效讓路，能源和資源的浪費以及生態和環境的惡化都不在話下，城市經營和負債經營列為絕招，可持續發展逸出了眼界。傾全力于經濟增長，不免放松社會進步、文化繁榮和民生改善，只顧近期，不顧長遠，使某些問題遲遲不能處理得當，直至積重難返。由此導致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和經濟結構的調整也步履蹣跚，以致如貧富差距的兩極化和上學難、看病難、住房難崛起為新的三座大山，無不直接、間接地來自顧此失彼和輕重倒置。諸如此類，責之宏觀調控，頓生“非不能也，乃不為也”之嘆。很多事情，不到問題成堆，矛盾銳化，不能獲得警覺，被迫而倉促應付，而是GDP掛帥，抓了一點丟了九點。宏觀調控，貴在事前預見，而大多變為事后救急，難度倍增，代價也倍增了。

　　當前宏觀調控的形勢和對策

　　完善宏觀調控體系、提高宏觀調控水平要經過相當長期的持續努力，又要抓住當前，有一個早起步和高起點。判測當前形勢，不能不感到有其復雜性和不確定性。一方面，連續多年在高位運行，物價指數也居高不下，各方面的弦繃得很緊;另一方面，近期發生的嚴重災害造成了相當損失，而全球經濟在美國的次級債危機帶動下也顯得低迷，出現內外夾攻的趨向。正是由于安中有危，宏觀調控承擔著繁重和迫切的新任務，呼喚著新對策。

　　今年的經濟工作和宏觀調控，繼去年決策，總的還是“兩防”：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轉為明顯的通貨膨脹。但是，情況有所變化，在宏觀調控的節奏、重點和力度上要靈活掌握。今年的內外形勢，可能導致增長減速，那是好事，不是壞事;與此同時，物價在年初又創新高，趨勢嚴峻。對兩者平衡的掌握，強調保速度，某種程度上是沿襲傳統觀念，以地方政府居多;強調控制物價，以多數群眾為主，反映了弱勢者的呼聲。兩者相權，似該以后者尤重，也不會出現滯脹困局。至于有人認為，增速減緩會不會影響就業，那要具體分析：增長率和就業率呈正相關，只是就總體而言;具體剖開，更在產業結構的選擇，如能保證中小企業和某些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存在和發展，才有利于積極就業。

　　歸納到現行對策，既定的貨幣政策從緊和財政政策穩健是正確的和必要、可行的。對照形勢變化，不妨再加某些思考：

　　穩健的財政政策，在減少預算赤字的前提下，如何調整收支結構，還有一定空間。連年財政收入增長超過經濟增長，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不斷提高，是否已經恢復到合理適度，到達一個新的拐點?如是，那么可以斟酌：能否及時地從量出為入轉換為量入為出，進一步改革稅制，如逐步提高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有利于中等收入者的成長;并把增收的大部分向社會保障和科技、教育、衛生等支出傾斜，建設部分也向農業和節能減排以及中西部傾斜。

　　從緊的貨幣政策，已經先后連續出臺了一些措施，只是見效有限，物價還在向上浮動，從農產品到能源、生產資料并波及其他大眾消費品。運用貨幣政策，過去主要在總量，現在還要有結構和價格包括利率和匯率。物價有其剛性，尤其是成本驅動。所以，穩定物價不可能是回落而只是居高了不下也不再上就行，除同比外還要看環比。這種情況，對高收入者可以承受，對中低收入者都有影響，應當從調節和增加分配收入、擴大和提高社會保障來給以補償。與此攸關的問題是利息率，現在低于通脹率，雖未引起搶購，卻已制約消費，并進一步擴大貧富差別。似乎還是可以適度提高，即使有人(企業)反對，要有全面安排;即使與美國降息有沖突，如果引入了流通，還無礙于大局。

　　宏觀調控的手段，如十七大報告提到，還有規劃、計劃和產業政策。這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來說，決非多余。今年的預期目標，列出GDP增長8%，雖是多年未成的老一套，能實現當然好;價格漲幅為4.8%左右，難度很大。另有節能減排等指標也是硬性約束，期在必達。寥寥幾個指標非同小可，若能實現而不被沖決，應當肯定：宏觀調控體系初步完善了，宏觀調控水平有所提高了。全國人民不勝翹首盼望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