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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來看，中國煤炭消費總量很有可能已在2013年達到峰值，未來煤炭消費難以顯著高于2013年水平。”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清華-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齊曄說，中國或已進入后煤炭發展時期。

　　由齊曄等多位專家共同主編的低碳發展藍皮書《中國低碳發展報告2015~2016》日前對外發布。報告顯示，2013年煤炭消費量達到峰值，總量超過42.2億噸。2014年則出現了首次下滑，總量減少1.23億噸，降幅為2.9%。2015年以來，煤炭消費量繼續下滑，降幅達3.7%。

　　在清華-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聯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等單位日前在清華大學共同舉辦的“第五屆中國低碳發展論壇”上，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家能源咨詢專家委員會副主任杜祥琬表示，要促進能源結構調整和低碳轉型，需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建議推進分布式能源網絡的構建和推廣。

　　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原所長、中國能源研究會副理事長周大地說，我們面臨的真正挑戰不是重復走發達國家的老路，而是如何創新，在這一過程中，要看到低碳發展的機遇大于挑戰。他說，“目前看來，中國已經到了能源結構可以加快調整的新階段。我們當前在棄風、棄水、棄核。我們有可能比‘規劃’更快地實現能源結構調整。”

　　低碳發展步入新階段

　　齊曄說，“中國低碳發展進入了深度變革的新階段。背后涵蓋四大要素。一是巴黎協定的達成，二是經濟放緩，三是結構調整，包括經濟結構調整和能源結構的調整，四是污染防治。”

　　《中國低碳發展報告(2015~2016)》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藍皮書系列的年度力作。報告認為，“十二五”以來，隨著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中國低碳發展進入深刻變革新階段。

　　從宏觀和歷史來看，中國經濟從持續30年的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階段。經濟增速的變化對于中國低碳發展有著直接影響和長遠意義。直接影響在于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增速明顯下降。2012年以來，能耗增速開始大幅下滑。“十二五”時期與之前的十年相比，能源消費年均增速下降幅度超過三分之一。

　　與此同時，能源相關的碳排放增速隨之大幅下降。“十五”和“十一五”期間，能源相關碳排放年均增加4.3億噸CO2，而在“十二五”期間，年均增加2.8億噸。2015年，能源相關碳排放總量與前一年相比基本持平，能源強度和單位能源碳含量大幅下降。

　　專家指出，能源消耗增速下降情況在電力生產和消費上表現明顯。2000~2014年的14年間，全國發電量年均增加近3000億千瓦時。2015年，發電量僅增加277億千瓦時，不及以往年均增量的十分之一。用電量強勁增長的勢頭明顯減退。受到用電量增速下滑和清潔能源發電量增加雙重影響，全國煤炭消費發生了巨大轉折。2000~2013的13年間，全國煤炭消費量年均增加2.18億噸，年均增長8.8%。2013年煤炭消費量達到峰值，總量超過42.2億噸。2014年則出現了首次下滑，總量減少1.23億噸，降幅為2.9%。2015年以來，煤炭消費量繼續下滑，降幅達3.7%。

　　“目前來看，中國煤炭消費總量很有可能已在2013年達到峰值，未來煤炭消費難以顯著高于2013年水平。”與會專家指出，這個判斷基于國家宏觀經濟走勢、環境保護行動、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和低碳發展戰略等因素。經濟新常態下未來五年經濟增速將進一步下調，從而能源需求總量增速降低。能源消耗增速下降，特別是煤炭消費總量達峰，標志著中國低碳發展進入一個深刻變革的新階段，也是中國碳排放最終達峰的必經階段。這個特定階段的到來對中國乃至全球的低碳發展和應對氣候變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十三五”面臨五大機遇

　　清華大學能源環境經濟研究所所長、中國能源研究會常務理事兼新能源專業委員會秘書長張希良表示，對于中國來說，近期內大幅削減煤炭使用能夠同時減少大氣污染物和二氧化碳的排放，但當要把煤炭擠出能源系統時，替代能源的邊際成本將會逐漸上升。因此，需要進一步對大氣污染物和二氧化碳進行有效的減排，分別設置空氣污染治理和溫室氣體減排目標，并通過碳價政策來最有效率地實現空氣污染和二氧化碳減排的協同治理。

　　“要看到低碳發展的機遇大于挑戰。”周大地告訴記者，在“規劃”過程中，要考慮如何為煤炭進一步找出路，所謂清潔用煤，如果沒有低碳的概念，只是把“增加系統效率”作為煤炭重大出路，那么，說明低碳發展還沒有真正落實到技術路線的選擇上。他說，“今天的報告有很多啟示，但更多要落到實處。”

　　報告指出，“十三五”是一個機遇與挑戰并存的時期。對低碳發展而言，應把握五大發展機遇。

　　一是經濟發展新常態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產業轉型和能源轉型的機遇。產業轉型，尤其是以高耗能產業為主的第二產業減速為節碳減排騰出了空間，多年形成的過度依賴重工業的增長模式已達極限，若要保持增長，只能另辟蹊徑，發展低碳經濟。事實上，在新常態下，低碳路徑不僅是合理選擇，更是我國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

　　二是“十三五”將是制度完善的時期。在立法層面，除了2014年通過的新《環境保護法》之外，《大氣污染防治法》將于2016年1月1日開始實施，《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法》也正在積極討論中，它們將為低碳發展提供堅實的法律保障。在制度建設方面，中國將在2017年建立全國碳排放交易市場，利用市場機制優化資源配置，有效促進節能減排，降低減排成本。

　　三是“十三五”還是體制改革的時期。一方面，國家將重啟新一輪電力體制改革，完善定價機制，推進電力市場建設，進行無歧視電網開放，使電價充分反映電力成本，減少棄水棄風現象，提高清潔能源利用率，為完成既定目標提供有力保障。另一方面，國際油氣價格持續走低，為我國油氣體制改革創造了有利條件。IEA預測顯示，未來五到十年油價會維持在一個相對較低的水平，我國可以抓住機遇，削減補貼，改革定價機制，改善油品，促進市場化，實現價格與國際油價接軌。同時，低價天然氣還可以促進LNG重型卡車使用，對減少碳排放、改善空氣質量有很大幫助。

　　四是智能電網、儲能、能源互聯網等新技術、新概念將進一步發展、完善，為進一步提升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率和電網安全性提供保障。

　　五是“一帶一路”戰略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將協助中國企業“走出去”，將在一定程度上促進消化國內過剩產能，有助于穩定增長。值得注意的是，與該戰略相關的生產活動和基礎設施建設是堅持綠色低碳路徑還是走原有的高碳之路將對國內、相關國家，乃至世界的經濟、能源和全球氣候產生決定性影響。

　　中國低碳發展面臨巨大機遇的同時，也面對諸多不確定性和巨大挑戰。報告指出，如何將經濟放緩、去產能、去庫存帶來的經濟和社會壓力，以及相關的投資拉動轉變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動力是“十三五”期間經濟低碳轉型和社會綠色變革的關鍵。

　　專家認為，未來五年經濟下行趨勢依然明顯，穩增長促轉型的壓力進一步加大。在此經濟環境下，如何改變投資和出口拉動的經濟增長方式，改變不可持續的粗放經濟增長模式是一個擺在中央和地方政府面前的重要問題。在新常態和穩增長的雙重壓力下，地方政府對投資的依賴有增無減，盲目加快上馬大型能源項目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手段。從經濟學的角度講，地方政府的這種行為是典型的搭便車，往往會造成全國整體的損失。

　　報告指出，煤電嚴重過剩擠占可再生能源利用空間，阻礙相關目標按時完成。綠色和平組織在2015年11月發表的《中國煤電產能過剩與投資泡沫研究》中指出，中國煤電領域里存在著嚴重的投資過剩，規模高達174億美元。僅2015年1~9月，各級政府共審批通過155個煤電項目，這種盲目投資造成了大量浪費，使本該流向新能源或其他領域的資金流向煤炭，導致產生了更多的碳排放，也使得多余的火電擠占了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空間。此外，隨著煤電機組發電小時數低于設計臨界值，每度電煤耗也會有所上升，導致不必要的碳排放。

　　同時也要看到，頁巖氣開采量大幅提升面臨體制約束。2015年，中國頁巖氣產量為51億立方米，遠低于“十二五”規劃的65億立方米目標。根據國際經驗，頁巖氣開采技術突破主要依賴于靈活的市場和競爭。然而，中國在頁巖氣開發領域仍然依賴少數大型國有企業進行技術攻堅，導致開發技術發展緩慢，成本居高不下，使得頁巖氣資源很難廣泛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