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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國務院5月13日發布《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下稱“新36條”)以來，已有一周時間。這一周里，“新36條”持續成為民營經濟界的議論熱點。

　　總的看來，面對“新36條”，社會評價相當之高，但同時民營企業家們仍是有喜有憂。喜的是民資準入領域將進一步放寬，政府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的領域包括市政公用事業，以及石油、電信、航空、核電、鐵路等壟斷行業;憂的是“新36條”會不會重蹈2005年“36條”的覆轍?

　　這樣的疑慮不是毫無緣由的。5年前，國務院公布鼓勵非公經濟發展的“36條”中也明確指出，“鼓勵和支持非公有資本進入基礎設施、壟斷行業、公用事業以及法律法規未禁止的其他行業和領域。”用一位工商界名流當時的話說，“從目前來看，正在系統形成建國以來最有利于民營經濟發展的政策環境和制度保障體系。”

　　“36條”最終的落實效果不佳，已成事實。當初政策出臺的目標與后來的實施出現脫節。政策環境似乎在改善，制度保障體系似乎在逐步健全，但是在很多領域，民營企業仍然未能真正享受國民待遇。于是，民營經濟界有了一個普遍訴求:“新36條”能否不成為一張“空頭支票”?

　　從中央的精神來看，方向是明晰的，就是要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中國經濟未來的健康發展、嚴峻就業形勢的逐步緩解，等等，都需要借助民營經濟的發力。民營經濟的蓬勃發展，也不僅僅助益于中國經濟的未來，這一點，社會已形成共識。

　　那么，“新36條”為什么可能存在落實不力的情形?關鍵點恐怕在三個方面:一是一些既得利益群體不愿意坐視自身利益因民營經濟的興起而遭到侵害和削弱;二是相關政府部門和地方機構的官員，在觀念與思想方面還存在進一步解放的問題;三是市場投資環境仍然欠佳。

　　眾所周知，壟斷性行業多為部門壟斷利益所控制，也一直是民營企業投資涉足最少、進入最為艱難、最難以擴張的產業領域。正因此，“36條”頒布之后的這5年間，民營企業在壟斷性行業中作為甚少，有心無力。本報昨天的相關報道中，提及全國工商聯鼓勵民企“擠門縫”，說的正是期望民營企業能夠在部門壟斷利益的重圍中“擠”出一條路來。

　　在“新36條”的作用之下，民營企業能否“擠”出一條道路，尚需期待。不少壟斷國企在資源、金融等方面擁有先天優勢，有時候在實質上甚至擁有行業政策制定權利，這注定使得民資處于弱勢地位。當雙方利益產生沖突的時候，有些壟斷利益群體還利用行業政策打壓民資同行，這樣的案例過去人們沒少見過。一些知名度相當高的大型民企，都曾有過類似境遇，更不用提中小企業了。

　　可以說，要想移除壟斷利益群體對民營經濟發展的事實性障礙，就必須規范投資準入門檻設置，明確界定政府投資范圍，調整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必須深化改革，改變部門利益“綁架”公共利益的現象。這也就要求，“新36條”需要更為明確的細則——更為明確的制度有助于民營企業去“擠門縫”。民營企業家們對“新36條”細則的制定與出臺寄予厚望，道理就在于此。

　　同時，觀念與思想的進一步解放仍是一個重要課題。我們不能不注意到這樣一些現象:盡管發展民營經濟的意義已為常識，但在一些官員的內心里，總覺得民營企業，特別是中小民營企業“不主流”，總有一些歧見存在。同樣一個項目，若是國企做，就大力支持，若是民營企業，就含含糊糊。

　　最近幾年來，地方國資攀附央企的現象也不鮮見。不少地方國有企業在重組過程中，重組對象的上選依然是央企，個中反映出的，依然是不同企業之間的非公平競爭環境。必須指出，某些地方官員思想的難以解放，并不僅僅是個認識問題，而是其后面有利益作怪，且與央企領導人亦官亦商的身份大有關系。

　　進而言之，政府須為民間投資創造良好環境——在某種意義上，這比單純給點政策更有價值。首先，必須保證政策的穩定性，大力減少政府對于微觀經濟的干預。過去的經驗表明，政策的“多變”和不當的行政干預，使得民營經濟對未來預期不明確，也阻礙了民營經濟參與國有企業重組的積極性;其次，對依法行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年來，在歷次倒下的重量級民營企業家的案件中，總會伴隨著相當級別的官員同時落馬。這些現象，值得人們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