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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來說，企業解決了“為誰干”后，接著就應該解決“如何干”的問題了。然而在三一重工，這個順序是相反的。事實上，早在1993年三一重工就將混凝土輸送泵作為了自己進軍工程機械業的敲門磚。

　　環顧當時華夏大地，在熱火朝天的建設工地上，屬于中國人自己品牌的工程機械類混凝土輸送泵幾乎看不到，而能看見的基本是一長串的洋名字：卡特彼勒、普茨邁斯特、利勃海爾、蒂森克虜伯、小松……這些世界500強企業，占據著中國95%以上的市場份額。而國內呢?雖然有徐工、柳工、廈工等企業，但它們卻屬于僅能分享到一點點行業蛋糕的國有大型企業。當時的重工領域，只有國企與外資間的競爭，從來沒有民營勢力介入過涉足過。而三一重工卻成了中國敢吃重工機械行業這只螃蟹的第一家中國民營企業。難怪梁穩根因此也得到了來自民間獎給他的一個很有分量的稱號：“民營重工第一人”。此后的三一重工，在梁穩根的帶領下，勇敢而機智地沖進了中國開放時間最早、開放程度最高的重工行業，并演繹了外資、國有、民營三種力量在中國大地上十幾年的既交鋒又合作的發展史。

　　處于工業化、城鎮化下的中國工程機械行業，其未來的價值與財富，只能是一個又一個的“漲停板”，而不是像焊接材料行業那樣有“天花板”。善弈者三一重工謀出了這個“勢”，并及時亮出了自己的“劍”。也就是說，他們發現了其中蘊藏著的巨大價值與財富，接下來就輪到他們如何挖出價值、如何創造價值和實現價值了。

　　寫到這里，筆者想說個小故事。講的是一個開車的旅行者，向一個農夫打聽怎么去附近的一個鎮子。農夫對他說：“順著這條路走一英里后，見到岔路就左拐”。不過，他馬上接著說，“不行，不行，這樣走是到不了鎮子的”。良久之后，農夫拍了一下自己的腦袋，“這樣吧，你先掉過頭來開上半英里，見到標有不許前行的標志后右拐”。稍稍停頓了一下，農夫接著說，“如果這樣走，也到不了小鎮”。此時的旅行者露出了一臉的狐疑。農夫想了很長時間又告訴旅行者，“年輕人，要知道，從這里是到不了你要去的那個小鎮子的”。

　　其實，這位旅行者恰好處在一個“無法由此及彼”的位置上。

　　1994年，當三一重工進入工程機械行業時，常規“長肉”的發展之路無非有兩種：一是，斥巨資引進跨國公司和國內企業的技術，走引進、消化、吸收的路子;二是，與國外大企業合資，市場換技術。當時國內只有遼寧沈陽和湖北的兩家國企生產混凝土拖泵，走的就是引進技術之路。混凝土拖泵的主要成本構成中零部件占大頭，由于國外企業并沒有把核心技術轉讓給我們的這兩家企業，因此它們每生產一臺產品都不得不從國外進口成本巨大的零部件，而中國企業只能賺到一點辛苦錢，啃點骨頭肉，喝點剩菜湯。很不幸的是，上面所說的靠“拿來主義”的兩家國有企業，2006年時就已全部退出，市場上也見不到它們的產品了。

　　如果當時三一重工要“由此及彼”，很顯然，兩條路都走不通。畢竟三一重工那時的年銷售就徘徊在1億元左右，沒有資金就無法購買新技術，更何況美德日等世界行業巨頭對輸出技術還設置了重重壁壘!以合資方式，用市場換來技術，只能當國外企業的“搬運工”，只能是以低質低價低配置的傳統“中國造”到市場上去競爭。而這又不是三一人所追求和情愿的。即使想和外資合作，但由于該行業的巨頭與中國企業的合作通常又有排他性條款安排，而三一重工在他們眼中至多也就是一個小蘿卜頭。借用向文波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的話就是，“我們也想過和外資合作，但顯然人家不愿意。”

　　世上本沒有路，只要三一人走出來了，也就成了三一重工自己的路。梁穩根和他的三一人是這樣長想的，更是這樣長做的：忘卻國外技術，以國內非常規的技術創新之路開始自己的急行軍。不過，這樣的“長想”絕非是理想主義的空想，而是建立在三一人深入細致的調研基礎之上的。通過考察，他們發現，美德日等西方發達國家的混凝土機械技術如果完全采取拿來主義的辦法，其實并不完全符合中國的需要，也有許多不好用之處。比如，歐美日等發達國家早已實現了工業化和城鎮化，它們的建筑高峰期早已過去，它們目前的技術更適合西方發達國家的需要，即小工程、多層建筑所需要，然而中國又是一種什么樣的景象呢?在全國各地只要大家隨便走一走就會發現，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拔地而起的高樓，就像比高一樣，一個賽過一個;中國的工程量也是一個比一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