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期間,既是中國經濟的黃金發展期,又是矛盾凸顯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部長馮飛告訴記者,在這個時期,要兼顧發展和調整,重化工和低碳經濟的矛盾會更加突出;同時,城市化進程提速,也會促使產業結構進一步調整。
產業結構面臨重大調整
事實上,從“十一五”開始,國家就倡導發展低碳經濟,實現節能減排,但在“十二五”期間,在節能途徑上與“十一五”期間有明顯不同,“十二五”期間,會更多利用調整產業結構的方式實現節能減排的目標。
不僅僅是中國,在金融危機過后,“全球經濟都在向低碳經濟轉型,形成以新能源產業為代表的產業結構調整。”馮飛說。
目前,發達國家的碳排放主要存在于消費領域,而發展中國家則主要存在于生產環節。具體而言,在許多發達國家,企業與居民的碳排放量之比是3∶7,即30%的碳是企業排放的,而70%的碳是居民排放的;對于中國等發展中國家來說,恰好相反,70%的碳是企業排放的,30%的碳是居民排放的。這也說明,我國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里,減少碳排放的主要壓力在生產領域;大幅度降低國內生產總值的二氧化碳強度(指當年能源消費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與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反映了實現單位國內生產總值所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反過來即代表了單位二氧化碳排放所產生的經濟效益)是我國中、近期內發展低碳經濟、減緩碳排放的核心任務。
產業結構狀況是決定國內生產總值的二氧化碳強度的關鍵因素。值得注意的是,我國正處在工業化和城市化加快發展的時期,一些高碳產業仍然是支撐國民經濟發展的主導產業;更為嚴重的挑戰是,受資源稟賦條件的約束,我國的能源結構以煤為主,低碳能源資源的選擇有限。因此,中國需要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降低生產領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而在中國城市化率整體還處在較低水平的階段,這種調整遇到了很大的挑戰;但從另一方面來說,如果產業結構沒有得到調整,也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城市化率的進程。這兩者互進互退,需要共同協調發展。
具體而言,調整產業結構的方式主要是:產業梯度轉移由“產業鏈整體式轉移”取代“產業鏈分拆式轉移”,“高端技術合作”取代“低端產業轉移”;產業由實轉虛、由重變輕、由硬變軟,現代服務業與先進制造業融合發展;區域經濟競爭的主要焦點轉變為產業的組織程度和組織效率;而產業政策,即國家及地方政府對產業的導向和規劃,成為影響企業投資行為的主要變量。
“具體政策手段及思路有這樣幾點。”馮飛進一步對記者闡釋,一是以擴大服務業的對內對外開放為手段,以服務業結構升級為重點,加快發展服務業。促進服務業結構升級的政策思路可概括為,“促開放、消障礙、樹環境”,其中擴大服務業的對內對外開放是關鍵環節;二是促進技術創新。重點解決產業高端共性技術的供給機制,發展產業技術創新聯盟,加強企業的創新能力建設;三是大規模推動企業技術改造,政府以技改貼息的方式有效帶動社會投資。使得產業發展提高到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四,以節能減排為抓手,促進傳統產業結構升級,建立落后生產能力的退出機制;五,加快推進壟斷行業改革,以利于產業結構調整和技術創新;六,促進產業有序梯度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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