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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即 “十二五”開局之年，中國經濟在延續2010年復雜態勢的同時也迎來轉型的關鍵期和改革的膠著期。因此，宏觀調控政策的設計更需有針對性、靈活性和有效性。

　　2011年宏觀經濟調控面臨著極其復雜的國內外環境。一方面要維持一定增長速度，另一方面要應對不斷加大的物價壓力，同時要下大力氣搞好結構調整，宏觀調控的目標正由以往相對單一變為逐漸多元。這也決定了宏觀調控政策需要更“積極穩健、審慎靈活”。

　　經濟“未熱先脹”史無前例

　　經濟過熱與物價上漲緊密相隨，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通貨膨脹的顯著特征。自1978年至今，我國連續出現5次通貨膨脹過程，分別為：1979~1982年、1983~1986年、1987~1991年、1993~1995年和最近的2007~2008年。總結歷次通貨膨脹特征，我們發現，經濟過熱是通貨膨脹發生的一個重要原因，并且主要表現為“投資推動型經濟過熱”。當投資出現過旺勢頭，推動工業品出廠價格和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指數全面上揚，經濟發展速度高于資源承受能力，就會出現原材料因供給不足而漲價，原材料價格上漲又推動物價持續走高，CPI不斷攀升，通貨膨脹壓力增大。

　　但是，本輪通貨膨脹與以往有很大不同，是一次在經濟偏冷狀態下發生的物價快速上漲。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我國實施了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在各種刺激政策作用下，我國宏觀經濟步入穩定復蘇的軌道，基本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去年一至四季度經濟增速連續出現回落，宏觀經濟遠未出現過熱趨勢。相反，CPI卻一路上揚，連創新高。經濟恢復性增長有很大一部分是政策刺激因素，而市場需求增長主要是危機狀態下“去庫存化”后“再庫存”的推動，政府推動型投資向民間自主性投資轉變需要時間，經濟自主增長能力還需積極培育。

　　此外，2010年我國宏觀經濟運行呈現以下顯著特點：第一，實體經濟高位回落趨穩，呈現“前高后低”態勢，但各指標回落幅度大大低于預期，實體經濟運行步入常態化區域。經濟增速逐步回落，但仍高于潛在的經濟增速水平，符合宏觀調控的戰略意圖，宏觀經濟趨穩的力量全面顯現。第二，在實體經濟依然處于持續復蘇、尚未步入高漲階段時，物價水平持續攀升宣告我國提前進入“防通脹”時期。“防通脹”取代“保增長”上升為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第三，我國經濟增長的多重動力機制相互疊加，彌補了各種不利因素的制約。經濟由政府推動轉向市場主導，市場型需求逐步啟動，開始彌補刺激性政策退出導致的需求放緩;出口環境改善，國內消費高位運行，彌補了因產業結構調整導致的投資下滑缺口;中西部經濟增速持續提升，彌補了因危機侵襲導致的東部經濟增長疲軟;房地產投資的持續高漲填補了制造業和基礎建設投資的下滑。

　　經濟運行依然復雜嚴峻

　　隨著人均GDP超過4000美元，我國進入轉型關鍵期和改革膠著期，會面臨更多可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國際經驗表明，并非所有踏上工業化征程的經濟體都能順利進入現代化發展階段，比如阿根廷、墨西哥、伊朗等國，而我國目前正處在這個關口。另外，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經濟體能夠持續30年高增長。進入經濟轉型關鍵期，中國能否創造奇跡，至今仍未可知。從國外看，全球步入后國際金融危機時代以來，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不斷出現，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劇烈波動，貨幣戰爭山雨欲來，美國接連推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全球流動性泛濫，長期通脹壓力持續積累，各種不確定因素急劇增加，全球經濟復蘇長度、難度可能超過預期。國際問題國內化，國內問題國際化，中國經濟每走一步，都要密切關注全球經濟反應。

　　在國內外各種環境不確定下，我國宏觀經濟亟待破題，尋求正解。流動性泛濫、內需不旺、產業結構失衡是當前我國宏觀經濟顯著特征。國際金融危機使外需持續低迷，內需擴大仍要假以時日，而國內部分行業產能過剩，貨幣信貸大量投放，實體經濟新增長點尚需培育，國內CPI持續走高，通貨膨脹“幽靈”再次光臨，經濟周期呈現高頻化、短期化特征，經濟空心化、泡沫化跡象凸顯。各種因素糾纏在一起，我國宏觀經濟面臨復雜局面，主要表現為許多結構性矛盾相互交織，經濟下行力量和上行力量同時存在，相互掣肘。第一，為“防通脹”而觸發貨幣政策緊縮，其中“流動性回收”將是政策核心，這將主導經濟下行;第二，房地產政策持續加碼，房地產投資下滑，將強化經濟下行;第三，歐美發達國家經濟復蘇前景不明，美國接連推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全球經濟增長困難重重，貿易沖突、匯率沖突將加劇經濟下行壓力。但是，在“十二五”開局之年，各種新興規劃與新消費刺激政策將帶來強烈的宏觀刺激效應，可有效對沖各種下行壓力，城市化加速、“高鐵時代”來臨、中產階層壯大等因素，將主導經濟上行。

　　年初召開的中國人民銀行工作會議，將“穩物價”列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的主要任務之首，由此拉開了轉型元年宏觀調控的第一仗。盡管中央采取了一系列價格管制措施，并通過連續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和加息等手段，收緊貨幣政策，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從目前情況看，本輪通脹趨勢遠未結束，通脹動量依然強勁，通脹預期還在上升。

　　未來我國通貨膨脹具有明顯的混合型特征，物價上漲壓力主要來源于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美聯儲和世界其他國家央行推行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向全球注入了大量流動性，危機時的避險貨幣開始變為套利貨幣，我國面臨“熱錢”持續涌入的壓力，這會大大抵消國內貨幣政策緊縮流動性的努力。第二，受利于全球超寬松的貨幣政策環境，美元進一步貶值，而以美元計價的石油、鐵礦石等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將持續大幅上漲，這無疑會加大我國輸入性通貨膨脹壓力，以制造通脹預期和通貨膨脹幫助美國避免跌入通貨緊縮為初衷的QE2，在客觀上向全球輸出了通貨膨脹壓力。第三，由于受農業勞動力和農業生產資料等成本上升、農業生產周期性波動以及工業化、城市化擠占大量糧食生產資源的影響，我國糧食供給僅僅是偏緊狀態下的供求平衡，而且我國農產品 價格上漲直接受國際農產品價格上漲傳導，農產品價格面臨繼續上漲壓力。第四，我國勞動力供給結構正在發生變化，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工資快速增加將是長期現象，水電氣等資源價格改革推進，成本推動物價上漲的壓力不斷增大。第五，我國前一階段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擴張性后果，需要市場慢慢消化，政策逐步調整需要過程，貨幣供應和物價變化之間存在時滯，“立竿見影”的效果難以馬上顯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