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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歐債危機也迫使歐洲的資本面臨主動撤回的較大壓力。歐債危機不斷惡化，已導致歐元區金融體系內流動性的大規模縮減，也需要大量的資本快速回流以應對可能發生的流動性風險。

　　統計數據表明，歐元區在今年一季度將面臨前所未有的償債壓力，這包括即將到期的2500億至3000億歐元的國家主權債券、2300億歐元的銀行債券及2000億歐元的企業有擔保債券，單是意大利在今年2至4月就有高達1500億歐元的到期債務。歐元區債務危機的加深，必然會迫使歐洲金融機構逐漸撤回境外資金。

　　第三，去年第四季度以來全球主要新興經濟體都出現程度不等的資本凈流出，這是一種新的全球現象或趨勢，進而導致這些國家的本國貨幣對美元相繼貶值。例如，印度盧比對美元下跌18%，俄羅斯盧布對美元的跌幅超過15%，巴西雷亞爾對美元貶值約17%，南非蘭特對美元貶值幅度約為21%。除金磚國家外，其他新興市場國家貨幣也都出現不同程度的貶值。

　　當然，也必須看到，外資持續流出我國并非壞事。因為，自人民幣匯改以來，人民幣存在長期升值的預期，導致近幾年流入我國的國際熱錢可能高達數千億美元。盡管外資的持續流入給我國社會經濟發展提供了充足的外匯資金，但短期國際資本的流入一定程度上又干擾了我國正常的經濟運行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例如，去年以來我國貨幣政策持續緊縮，存款準備金率也一再調高，很大程度上是央行利用存款準備金這個“池子”來鎖定不斷涌入的國際資本造成的被動之舉。

　　從這個角度分析，外資的持續流出，反而可以擴大我國貨幣政策的操作空間，增強貨幣政策的靈活性。例如，應對未來外資的撤出，央行可以把存款準備金率從對沖外匯占款的需求中解脫出來，由此增強貨幣政策的更大調整空間，可以緩解當前因存款準備金率過高造成企業融資難和融資成本畸高等壓力。

　　可以預期的是，隨著未來幾個月CPI持續下降，貨幣政策將在“穩健”的總基調下積極開展預調與微調，合理釋放流動性。從目前我國經濟運行的總體情況來看，下調存款準備金率仍將是貨幣政策預調微調以及促進金融業加快服務實體經濟的首選操作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