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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玉貴——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金融貿易學院院長

　　多年來養成的路徑依賴，要改變非常不容易，而轉型時間窗口錯失之后很難再來，這就是眼下我們所面臨的處境。在經濟戰略轉型大背景下，我們不能再習慣性地緊盯短期經濟指標的波動，而應抓緊構筑穩定的經濟政策框架以及高水準的政策執行體系，以抑制非理性刺激政策的再度沖動。

　　當市場傳言將有關市場主體心中的“4萬億”情結撩撥起來時，一時間關于中國近期經濟政策走向的猜測可謂五花八門。盡管官方否認再推“4萬億”，并明確了“兩個不可能”(即不可能出臺像2008年底那種大范圍、大規模的4萬億投資政策;不可能松動房地產政策)，但個別嗅覺特別敏感的地方政府官員還是按捺不住大型項目獲批之后的喜悅之情。假如在“穩增長”旗號下真的打包進去一些刺激性菜單，則輿論對再現三年多前刺激政策場景的擔心，絕非多余。

　　筆者曾說過，在存在諸多利益結構的市場中，所謂集體理性其實是偽命題。同樣，即便中國政府在當今全球主要經濟體中擁有最強的經濟動員與管控能力，也不能保證各級、各地政府在敏感的經濟下滑期均能保持集體理性。何況這些年來，在經濟建設或者說經濟增長是第一要務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官員早已養成了“保增長”的政策習慣。雖然年初中央在對今年的經濟增長計劃中確實表現出了放棄“保增長”的政策傾向，但在配套的政績考核機制沒有根本改變的情況下，在地方政府盤根錯節的利益格局面前，只要即期經濟指標落后于預期，誰能保證地方政府乃至政策主管部門能時刻與最高決策層保持一致?

　　其實，盡管今年以來的宏觀經濟基本面差強人意，但遠未下滑到需要大規模刺激的地步。而從最近15年的經濟發展情況來看，1997年、2003年、2005年和2008年都面臨過內外部危機的諸多壓力，如今回過頭來看，其時的經濟形勢盡管不好，但遠未達到崩潰邊緣。而今，市場上根本沒有出現類似2008年底2000萬工人幾乎一夜失業的情形，外部需求暫時也沒有大規模斷裂的跡象，為何各地政府要喊痛?也許有人說，一季度8.1%的GDP增速已夠懸的了，偏偏國家統計局給出的4月經濟數據延續了前三個月的減速特征，而3月部分經濟指標呈現出的緩中趨穩的改善跡象卻未能在4月延續。假如任由這種趨勢延續，則中國經濟有可能面臨“硬著陸”困境，所以中國經濟急需“吸氧”。加上海外輿論不時唱空中國經濟，以至中國經濟崩潰論的分貝不時放大，不少信息甄別能力本就不強的地方政府于是越發擔心本地經濟指標與增長前景，急盼刺激政策的出臺便成為自然的邏輯延伸了。

　　毫無疑問，有關市場主體對宏觀經濟政策下一步動向的諸多猜測以及基于局部利益考量的若干先期行動，是在微妙時間窗口期試圖激活過往業已固化的經濟增長與調控思維，也是與中央既定經濟政策相背離的非合作性博弈。因此，在此微妙時期，中央要做的，首先是要確保2012年的各項既定目標不受干擾，并及時向市場釋放清晰且堅定的政策信號。微調政策盡管可以有，例如存款準備金率和貸款利率的下調，協助新能源企業的融資以及加大對中西部交通與基礎設施的投入等等。但是，關于新的大規模刺激計劃的政策選項，理應被排除在決策議程之外。

　　其實，細究一段時期以來有關各方對刺激政策無限期待背后的動機，本質上可能并非專注于有效經濟增長與充分就業這兩大命題，而是借此政策杠桿強化局部或團體利益，換句話說，可能是對既得利益蛋糕的一次合法做大。事實上，看看當年的“4萬億”一攬子刺激計劃資金的具體流向，就知道誰是該輪經濟政策的最大受益者。如果讓本來就握有最多政策與資金資源的有關市場主體通過大規模刺激政策再度獲益，不僅難以避免投資效率低下的問題，增大財富蛋糕的分配不公，加劇經濟失衡，抑制投資效率可能更高的民營資本的投資積極性，更有可能引致資產泡沫的破滅，使經濟跌入收益小于成本的低效率狀態。誰都知道，這些年來，在既有政績考核體系下，物質生產部門的擴張效應使得地方政府對提供公共品的熱情一直不高，那些投資規模大，見效快的重化工業項目一直是地方政府的偏愛。加上利益集團的不斷游說，很容易造成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急功近利和短期性，以至于為了短期的社會穩定而犧牲經濟轉型的大局。

　　而今，在應對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穩增長”被置于了更加重要位置的背景下，盡管啟動一批事關全局、帶動性強的重大項目本身并無不妥，但有鑒于執行層面的扭曲已成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常態，有關政府主管部門和各級各地政府在“穩增長”的旗號下，將經濟轉型這個系統又復雜的命題置于腦后的概率很大。果真如此，則中國經濟有可能陷入為了追求表面增長而貽誤轉型時機的惡性循環狀態。這是當前“穩增長”需要加倍警惕并防范的局面。

　　今日中國宏觀經濟決策的捉襟見肘，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既有經濟學積累越來越“不夠用”。盡管經濟學的研究進展落后于現實經濟問題是常態，但這些年來，中國經濟理論與經濟政策研究者理論儲備和預研能力提高緩慢，卻也是不爭的事實，這導致相關政策建議很多時候缺乏前瞻性和預見性;而且即便有了好的經濟政策建議，在勢力強大的某些地方政府眼里，也僅僅是某項建議而已，很難化為政府的實際行動。或許，這才是中國經濟戰略轉型中最大的難題。

　　多年來養成的路徑依賴，要改變非常不容易，而轉型時間窗口錯失之后很難再來，這就是眼下我們所面臨的處境。中國經濟發展已到了必須提高投資質量和資本積累有效性的階段，不能再習慣性地緊盯短期經濟指標的波動了。在經濟戰略轉型大背景下，我們尤其需要構筑穩定的經濟政策框架以及高水準的政策執行體系，以抑制非理性刺激政策的再度沖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