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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今年二季度GDP增速首次“破八”，從8.1%降至7.6%。更多經濟放緩的信號也相繼傳來。比如用電量增速大幅下滑甚至用電量減少就是一個核心指標。今年1至5月，全社會用電量同比增長5.8%，增幅回落6.25個百分點。1至5月用電增速低于3%的有遼寧、吉林、浙江、重慶、甘肅等省市，5月當月用電負增長的有三個省市：上海、湖北和江西。

　　經濟放緩較為嚴峻，已到了引起政府高度警覺的程度。中央銀行在6月8日和7月6日兩度降息。溫總理上周末專門考察成都，并在那里主持召開河南、湖南、廣西、四川、陜西五省區經濟形勢座談會。

　　“新36條”或是畫餅充饑

　　政府和國企的職能是輔助性的，需要通過立法列舉，國企的設立與運作尤其需要作為例外事先立法通過。我國的民企的市場進入方式是：政府允許進入多少，你才能進入多少。最近的大量“新36條”實施細則同樣反映了這一統制風格

　　我國中央銀行最近的兩次降息是為了刺激經濟增長。降息是否能夠促成今年3月份兩會提出的全年GDP增長7.5%的目標，是個未知數。大量民營企業融資難是一大問題，但降息并不能解決這一問題。降息不能激勵銀行向缺錢的民營企業提供更多的貸款，反而會讓銀行對民營企業更為惜貸。不過，降息不妨礙一些實力雄厚的企業向銀行借入資金，然后通過一定的渠道向民企"轉貸"信貸資金。當然，降息有利于減輕那些本來就能獲得貸款的那部分民企的貸款成本，從而改善那些民企的生存和發展能力。

　　降息的綜合效應總體上會刺激經濟增長，這是經濟學上的一個鐵律。但是，這種刺激會有時滯效應。這種效應可能要半年，甚至1到2年才能顯現。這樣看來，政府現在以降息方式調整貨幣政策，不能對今年的GDP做出實質性的拉動。

　　不難理解，為什么我國政府同時啟動了財政刺激政策，加快啟動一批事關全局、帶動性強的重大基建項目。每一輪增長趨緩，擴大財政投資成了政府屢試不爽的撒手锏，成其為慣例。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同時會提出改善民企生存與發展環境的政策。而且這也成了常例。

　　這兩種常例的差別在于：擴大財政投資是政府所偏愛之舉，得到了不折不扣的、甚至擴大化的推行，而改善民企生存與發展的政策往往為情勢所逼，出臺之后往往被束之高閣，其執行舉步維艱。2010年政府提出全方位開放民企市場準入的“新36條”，但一直未能執行。今年政府提出各種實施細則，并強調要改善鼓勵民間投資參與鐵路、市政、能源、電信、教育、醫療等領域建設。這些政策是否能夠得到貫徹實施，是否仍然屬于畫餅充饑，我們仍須拭目以待。

　　上述擴張性貨幣政策和擴張性財政政策的組合體現了典型的凱恩斯主義統制經濟風格。凱恩斯最雷人的名言就是：“在長期，我們都死了”。但是，這種統制基于相機抉擇，即基于不斷變換短期操作，疏忽了產業結構的調整和民企活力的保持和增強。相機抉擇也因為力保總量目標而不斷改變政策重點，導致個人產權往往因為政策缺乏連續性而受到侵犯。在這種統制經濟里，民企活得沒有尊嚴。

　　在市場經濟國家，民企即便遭遇凱恩斯主義政策也要舒適得多，其處境仍然要有尊嚴得多。民企的市場進入沒有禁區，不需要事先列舉;而政府和國企的職能是輔助性的，需要通過立法列舉，國企的設立與運作尤其需要作為例外事先立法通過。我國的民企的市場進入方式是：政府允許進入多少，你才能進入多少。最近的大量“新36條”實施細則同樣反映了這一統制風格。

　　依賴財政擴張確保GDP是飲鴆止渴

　　鋼鐵、公路、鐵路、機場、水利工程等大型基建項目本身對老百姓的生活沒太大的影響，其邊際收益會越來越少，而且往往擠出私人投資。它們最多只能在工程期內維持一部分臨時就業。但是延誤了經濟的結構轉型

　　看來今年確保GDP按照預期目標增長仍然需要依賴財政擴張。但這是一種飲鴆止渴的做法，其結果就是造成一種惡性循環：政府債臺高筑，債務負擔越來越重;公權越來越大，國進民退日益嚴重;私人投資擠出，結構調整滯后。隨著時間的推移，發改委現在能夠審批的、需要大量財政投入的基建項目越來越少，鋼鐵、公路、鐵路、機場、水利工程等大型基建項目本身對老百姓的生活沒太大的影響，其邊際收益會越來越少，而且往往擠出私人投資。它們最多只能在工程期內維持一部分臨時就業。但是延誤了經濟的結構轉型。

　　經濟增速減緩只是總量變化的表象，其背后的結構問題更加嚴重。外需大幅下滑與結構轉型滯后等因素交織在一起，突出暴露了我國東部制造業的危機。海量的東部民營制造企業集中于狹窄的、傳統的競爭性行業。其他基礎和重點行業以及公用事業部門都被行政壟斷企業所壟斷。房地產被政府通過數量控制和信貸控制打壓。與之相聯系，股市不景氣也頗有時日。

　　在傳統競爭性行業，產品價格總體呈下降趨勢，而成本卻是在全方位地上升，尤其是勞動力工資成本的增加、社保成本的增加，環保壓力加劇，原料價格上升。很多民企隨著外需急劇下降，其經營難以為繼。

　　無論是對于轉型還是升級，它們大都缺乏資金、經驗和技術。它們中大量企業將選擇退出制造業，而中西部地區雖然可以承接一部分轉移過來的制造業，但是勞動力成本也在快速上升。中西部勞動力成本與東南沿海雖然有個落差，但存在聯動效應。沿海工資上漲也會帶動中西部工資上漲。中西部地區企業生產成本也在大幅上升。在這種情形下，大量東部民營制造企業一旦無法轉型或升級，就會出現倒閉潮和失業潮。如果再算上很多待進入就業市場的人口，無異于雪上加霜，無疑將加劇社會動蕩。

　　政府需要從現在開始為我國民營企業的生存和發展提供足夠的空間。有一些辦法可以改善東部地區制造企業的生存和發展環境，延長發揮中西部地區的低成本制造業優勢，首當其中就是需要減稅。

　　減稅意味著需要控制政府支出規模，尤其是政府投資規模，要盡可能給民營企業創造更多的投資機會。這里減稅不要僅僅作為一種政策，而是要作為一種低稅制度來推行。中西部地區的很多企業稅收負擔也許因為中部崛起和西部大開發政策較之于東部地區要輕，但是政府對企業的收費可能不會少，稅費總負擔不一定輕，尤其是在新來投資者減免稅優惠期過后。中西部部分縣市還存在對外來投資的民企“關門打狗”的做法。低稅體制以產權保護和法律安全為支撐。

　　經濟結構已到了非調不可的地步

　　經濟結構已到了非調不可的地步，不調整結構很可能會傷及中國經濟的根本。結構調整不能從以后開始，而是需要從現在開始。不是可以通過國家主義的做法就能簡單強行推進的，而是需要為市場主體提供足夠的自組織發展空間，以市場自組織的方式推進結構調整。

　　一是要減少金融管制。很多民營企業遇到的困境之一就是，想轉型或升級都沒有錢。溫州金融改革試點才開始，但光有一個地方的試點還遠遠不夠。溫州的金融改革措施，幾乎都是在現有法律框架下都是可以實施的，各地完全可以效仿。這些減少管制措施雖然很有意義，但還是不夠的，需要進一步減少金融管制，比如在金融機構進入方面以核準制來替代現有的審批制。

　　二是要減少經濟管制。比如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和營利性行業，打破基礎和關鍵產業以及地方公用事業部門的行政壟斷，打破進入壁壘，不僅要真正全面落實"新三十六條"，而且要改變現有的經濟風格，保持在所有領域放開民企的準入，而國有企業只允許作為例外，在列舉的活動范圍內運作。要控制政府財政投資，擴大民企投資。以此為民營企業發展增進空間和活力。

　　三是要強化產權保護，結合上述減少管制措施，推動技術進步。這不是短期能夠解決的，效果也不可能立竿見影。只要在金融和經濟領域減少管制，民企才有可能在中長期的發展中大幅推動技術進步。

　　四是要推動城市化進程。城市是一國經濟發展的發動機，城市化可以通過集聚擴大市場規模，而市場規模有利于社會分工的細化，分工的細化有利于創造更大的就業和增加值。

　　五大力發展服務業可以直接緩解我國制造業所承受的就業和增長壓力。2008年美國和德國現在的服務業比重分別為77%和69%，我國只有40%。美國和德國制造業比重分別為22%和30%，我國為49%。考慮到美國現在還在設法“再制造業化”，大致可以把德國的三產和二產比重看作為我國將會發展的方向。這樣長遠看來，我國服務業還會有近30個百分點的發展。服務業大有發展的空間。

　　所有這一些改革措施，有利于促進市場主體自組織地實行產業轉型和升級，由此推進我國的產業轉型。但是，這些措施的實質性推行在很大程度上要求我國大力推進體制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