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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次工業革命，這個概念并不新鮮，早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已經由西方提出。但最近，隨著英國《經濟學人》雜志4月期的專題討論，在法蘭克福舉辦的歐洲模具展上三維打印機現場打出錘子，以及杰里米·里夫金《第三次工業革命新經濟模式如何改變世界》一書在中國的出版，第三次工業革命成了一個熱詞。

　　對“第三次工業革命”這個概念，目前還沒有統一的界定。杰里米·里夫金說“工業革命”必須包含“新能源技術的出現、新通訊技術的出現以及新能源和新通訊技術的融合”三大要素，因此，“第三次工業革命”就是新能源、新材料、互聯網、物聯網等不斷融合出來的一個數字化制造時代。英國《經濟學人》雜志則簡單地將“第三次工業革命”界定為“數字化革命”，關注點是數字化制造和新能源、新材料的應用，它將改變制造商品的方式，并改變世界的經濟格局，進而改變人類的生活方式。

　　對“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認識，目前主要有三種態度，一種觀點認為所謂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只是互聯網技術和新能源技術兩個概念的嫁接，它聽上去誘人，實際上是一種忽悠;第二種觀點認為目前還難以說新的工業革命已經開始了，但以“信息和遠程通信”為標志的第五次技術革命浪潮和以“納米技術、新材料、新能源和生物電子”為標志的第六次技術革命浪潮，是值得重視的;第三種觀點認為“第三次工業革命”已經初露曙光，中國錯過了第一次工業革命，錯過了第二次工業革命，千萬不能再錯過了第三次工業革命。

　　糾結于“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概念本身，可能意義并不大。在上個世紀60年代末，西方學者發表對工業革命的觀點，提出了“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概念，認為始于18世紀70年代的英格蘭用煤冶煉鐵礦石和紡織工業機械化為第一次工業革命;始于19世紀40年代的蒸汽機、鐵路和酸性轉爐煉鋼為第二次工業革命;始于20世紀初的電力、化學制品和汽車的發展為第三次工業革命;即將開展以電子計算機、遺傳工程、光導纖維、激光和海洋開發等新技術為代表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并指出“工業革命的周期一般為50年，開始的15年是蕭條期，接著的20年為大量再投資期，其后10年為過度建設期，結果導致下一個蕭條期的出現”。

　　我國也曾對“第四次工業革命”給予過重視，但那已經是20世紀80年代的事情了，1983年10月上旬的一次國務院會議上，曾熱烈地討論過，遺憾的是，并沒有將此落到實處。直到我們在奮力追趕的時候，還曾經看過互聯網泡沫的笑話。回過頭來看當時西方關于“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觀點，似乎并不那么離譜。

　　中國要吸取日本的教訓

　　其實，在這個方面，教訓最為深刻的，應該是日本。在信息技術革命剛剛開始的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日本成了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不僅在傳統制造業上取得對美國的全面勝利，甚至夸耀其資本可以買下整個美國，但1968年成立的英特爾公司、1975年成立的微軟公司，一發力，一聯手，日本就不但不得不交出“世界工廠”的寶座，經濟還陷入了長期的蕭條，直到今天。

　　如今，中國和當年日本的處境頗有點相似，中國成為美國最大的債主，中國的制造業超過美國，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美國自然沒有閑著，在奧巴馬政府上臺后，用“再工業化”的概念取代了“后工業化”的概念，當時我們的一些經濟學家還分析說美國是在開倒車，但美國咬定數字化和新能源3年，成效已經初顯，2011年10月9日的《中華工商時報》報道說“美國企業正從中國回遷本土”，2012年8月7日《中國工業報》的報道說，最近的一些調查顯示，已有近40%的美國企業準備把工廠從中國回遷到美國，歐盟也正制定相關政策準備迎接相關企業回流。企業的回流，并非簡單的搬遷，而是運用新的生產技術。

　　再看當下中國的工業發展境遇，由于中國經歷后發發展之后，勞動力成本上去了，土地成本上去了，資源和原材料成本上去了，環境成本上去了，社會福利成本也上去了……制造業外遷幾乎成了一種潮流，一方面是現代工業回遷發達國家，另一方面是傳統工業遷往越南、印度尼西亞、孟加拉、印度等國家。2009年，耐克關閉了在華的唯一一家鞋類生產工廠，我們并沒有給予多少關注，但今年7月，當阿迪達斯宣布將在今年晚些時候關閉在華唯一自有工廠的消息時，則引起了強烈的輿論反響。

　　2008年的金融危機，中國這邊似乎風景獨好，但我們依賴的是“4萬億的刺激計劃”;今年以來，我國反映工業景氣狀況的匯豐經理人采購指數一直在低位徘徊，直到最近“4萬億2.0版”默默踐行開始，匯豐經理人采購指數才回升，但依然在50左右。無論什么樣的“4萬億版本”都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這也是很多人憂慮中國經濟前景的原因所在。

　　中國必須未雨綢繆求新出路

　　在中國工業增加值出現滑坡的境遇下，深圳一家生產無線鍵盤和鼠標的企業雷柏公司，引進一批ABB公司的工業機器人，結果在過去3年的時間里，產值增加了兩倍多，工人數量則從3000多人下降到1500多人。這也許是關于“第三次工業革命”最好的現實案例。

　　制造業與服務業的界線正變得模糊，個性化生產和自動化生產的未來工業生產方式越來越清晰，而這種生產方式下，勞動成本將變得越來越無足輕重。媒體曾經報道說，一臺價格為499美元的第一代蘋果iPad平板電腦只包含大約33美元的制造勞動成本，而其中在中國完成的最終組裝的成本僅占8美元。在今年3月蘋果的代工廠富士康展示的iPhone4S的生產線，電路板都是通過打印機打印出來的，而工人做的主要是裝料。裝料能不能由機器來完成呢?答案是不言而明的。

　　歷史的教訓，現實的趨勢，當下的萌芽，中國工業的處境，都讓我們必須開始未雨綢繆，傳統的工業發展思路難以為繼，必須尋找新的出路。無論現在熱議的“第三次工業革命”最終會否成為真正公認的革命，無論杰里米·里夫金提出的“第三次工業革命”模式是否真的靠譜，我們都沒有了猶豫的空間，必須信其有，并立刻采取對策。而“第三次工業革命”追求的可持續發展模式，與我們強調的科學發展觀，正是不謀而合。

　　如何應對正在進行的“第三次工業革命”?我們必須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不能再迷信以勞動密集型產業參與國際分工，要有布局“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主動意識、創新意識、超越意識，要大力發展教育，提高高等教育的質量，培養大批拔尖創新人才，要“不斷地在政治、社會與經濟各層面上進行改革，從制度上保證參與新工業革命所需的寬松發展環境”，要下決心自主研發核心和關鍵性技術，要主動探索新的工業模式，培育出“第三次工業革命”的革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