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樣富庶的江浙地區,境況類似。浙江諸暨市委一名常委告訴財新記者, “今年的稅收增長壓力很大,經濟發達的地區要挑起擔子,承擔起責任”。
從財政部公布的全國上半年稅收收入情況分析可見,1-6月全國稅收總收入完成54931.63億元,同比增長9.8%。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19.8個百分點。與經濟指標密切相關的稅種收入增速均放緩。如在稅收總收入中占比均超過20%的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增速分別回落11.6個百分點和21個百分點。
一線城市廣州和深圳遭遇的麻煩,疊加了另一種偶然因素:舉辦賽會。2010年的廣州亞運會與2011年深圳大運會,均在地方政府傳統的以賽會撬動投資、拉動經濟的邏輯下申辦,并基于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對未來的財政收益有較好預期。以賽會的名義推動的大規模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可謂不計成本。
以深圳為例,2007年深圳申辦大運會成功后,深圳市和龍崗區兩級政府的固定資產投資近2000億元。這些開支,“單靠當年財政結余肯定不夠,動用儲備結余外,還大筆貸款融資。” 深圳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財政稅收研究所所長徐進告訴財新記者,在經濟下行給財政增收帶來壓力之下,深圳大運會項目工程把深圳多年結余的儲備花完了,“這是深圳市政府財政吃緊的重要因素”。
手頭不再寬裕,連深圳稅務部門都開始降工資。一名要求匿名的稅務人員告訴財新記者:“按級別高低降,級別越高降得越多,最高5000、3000的都有。”
而在廣州,財政需要支付的亞運會項目款項尚未結清。廣州市政工程公司人士稱,向政府催債,“幾千萬,我們要錢都要得不好意思了?!本退氵@樣,最近因“對政府財政吃緊可能有所察覺吧,催款比以前勤快一些” 。
事實上,地方政府熱衷于賽會經濟與土地有關。舉辦國際賽事將使地方獲得建設用地指標的額外放開,使得地方政府更便于圍繞土地做文章。
土地出讓金是地方政府最易用于調節財政收支的非稅收入。土地出讓金作為地方財政的固定收入,全部劃歸地方所有,也是地方政府重要的財源。在許多二三線城市,土地出讓金能占到當地財政收入的30%,甚至更高。
除了土地出讓金的直接收益,土地也是地方政府用以招商引資的最重要資源,除獲取大的產業項目和投資外,也可通過融資平臺公司,成為地方的債務杠桿。地產帶來經濟總量增長、政績和稅源,是毋庸置疑的支柱產業。
隨著2011年的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出臺,地方的土地財政受創嚴重。中國指數研究院統計顯示,2012年上半年, 全國300城市土地出讓金總額6525.98億元,較去年同期下降38%。其中,上海從前兩年的第一名滑落到第九名,出讓金總額184.2億元,僅占去年同期四成;北京更是無緣前十,出讓金總額僅為144.88億元,較去年同期減少55.65%;廣州上半年土地出讓金收入94.58億元,同比下降42.2%,減收69.05億元。
對土地財政依賴度最高的城市已經坐不住了。世聯地產今年初完成了一份報告, 指出依賴度排在前10位的城市,地方政府多傾向于迂回取消對房地產限價限購的政策 ,以度時艱。
最大的時艱,卻當屬壓不下的開支。為應對“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地方政府壓縮開支的動力不足、空間有限。僅以民生開支為例,僅保障房一項,2011年全國地方的預算開支就達2292億元,決算更達到3491.87億元。在財新記者查閱主要城市的財政預算收支數據中,幾乎全部出現收入增幅和支出增幅倒掛,甚至絕對值的倒掛。
重慶以土地儲備為杠桿,大規模推動基礎設施建設、公租房建設和加工貿易園區建設,2010年以來,一般預算支出均高于一般預算收入。2010年缺口700億元,2011年缺口擴大到1100億元。2012年上半年,預算收入增長18.4%,已遠低于預算支出33.8%的增長幅度。
在中國,財政結余轉為地方儲蓄極為罕見,當期財政收入應付當期財政支出。 也正因此,深圳君亮資產管理公司首席執行官吳君亮認為,實體經濟結構較為單一的地方,在經濟下行和調控雙重壓力下,財政回旋余地甚小,“一兩個季度就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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