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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初，年逾七旬的法國前總統吉斯卡爾·德斯坦帶著本國豪華企業陣容來到北京。其中包括：標致—雪鐵龍、米其林輪胎公司、威望迪環境公司、蘇伊士集團等等。他們已經嗅到2008年北京奧運的商機，目光盯住奧運的能源、交通、保險、融資等領域。

　　官方公布的消息稱，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相關投資額將在3000億元左右，其中市政基礎設施建設就將投入1800億元人民幣。另一方面，奧運建設的巨大壓力已經清清楚楚地擺在了北京面前，按計劃，奧運場館建設今年要全面啟動。如何開辟多種資金來源、利用多種融資手段為奧運融資，成為每個奧運主辦城市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北京也不例外。

　　要談奧運會的融資問題，不能不提及1984年在美國洛杉磯舉行的第23屆奧運會和該屆的奧運會籌委會主席彼得·尤伯羅斯。在那之前，主辦奧運會通常意味著給主辦國家帶來虧損。正因如此，洛杉磯作為1984年奧運會惟一的申辦城市自然當選。

　　既無政府補貼，又不能增加納稅人負擔，而且，美國法律禁止發行彩票。如此，在一切資金都得自行籌措的情況下，尤伯羅斯表現了他在財政管理上的杰出才華。當年奧運會原計劃耗資5億美元，后來不僅沒有出現虧空，而且盈利2.5億美元，奧運會也從此成為眾人追捧的對象。

　　尤伯羅斯采取的一些措施直到今天還被稱為經典：與企業集團訂立集資協議;出售電視轉播權和比賽門票;盡量不修建體育場館;不新蓋奧林匹克村，租借加州兩座大學生宿舍供運動員、官員住宿;招募志愿人員為大會義務工作等等。

　　尤伯羅斯的成功鼓舞著奧運舉辦國創新融資渠道。巴塞羅那市投入94億美元，其中60%是民間自籌資金，再加上其他方面的直接和間接投資，總額達到240億美元。2000年悉尼奧運會的凈支出為17.4億澳元，主要用于建設體育場館和支付運動會期間的各項服務。而靠出售電視轉播權、門票以及各大贊助商贊助收入達到24.39億澳元。加上其他收入，悉尼奧運會賺了約7.65億澳元(約合35億元人民幣)。

　　籌錢不能過分依賴政府

　　有人評價說，奧運會的成功舉辦越來越依靠聚財之道。國家開發銀行、世界銀行、國際金融公司、法國威望迪公司在法國大腕們訪華期間組織了一場關于融資的研討會。發言人的態度有相似之處：“不是政府親自去籌錢，而是盡可能以市場為導向，讓市場達到政府的目的”;“如何建立渠道讓民間、國外資本參與建設，是奧運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如果真的要吸引民間資本和外來資本，中國可能需要更完善的法律框架”。根據自己的融資能力和特點，發言人還給政府支了不少融資的招數。

　　法國人認為自己最有發言權，他們不僅成功地舉辦過奧運會，而且巴黎還曾經是北京申奧時的對手，他們在融資領域經驗豐富。

　　國內的學者也在研究怎樣為奧運找錢。北京大學首都發展研究院副院長何小鋒介紹說，他們從2001年下半年就開始研究歷屆奧運會融資的成功經驗，并為2008北京奧運會列出了融資戰略。

　　過分依賴政府的財政支持必將加重政府負擔;國際奧委會承諾給北京奧運會8億至10億美元的分成中，相當一部分要等奧運會舉辦后才能兌現;一些奧運項目雖能產生收益，但在投資和資金回收之間存在較長的時間，很難找到投資方。何小鋒說：“當務之急，是要解決如何利用現代融資手段、開辟更多渠道，為北京奧運會籌集資金。”

　　奧運融資能否特事特辦

　　何小鋒設計的北京奧運融資方案包括三部分：第一是基于奧運會本身的融資手段，如電視轉播權收入，奧林匹克計劃收入，特許使用收入，門票收入，郵票和紀念幣的發行收入等。第二是資本市場中常用的融資手段，如發行長期建設債券、組建項目企業上市、資產證券化、籌集風險資金等。第三是其他主要融資手段，如彩票收入、財政撥款、民間捐贈等。

　　在何小鋒和他的研究組看來，第一和第三類融資手段比較容易操作，國內也有成功的經驗，而且通過這兩個融資渠道所獲得的資金，一般也定向投資于奧運會本身所需的體育運動設施的建設。但是，在整個奧運會的投資中，奧運會本身所需的體育運動設施的投資只占到相當小的部分。以1992年巴塞羅那奧運會為例，在所有的奧運會投資支出中，運動基礎設施、訓練設施和其他設施的投資僅占9.1%，而90%以上的資金用于了道路交通設施、住宅、辦公和商業用房、電訊服務、環境整治等奧運配套設施的建設中。北京市已經決定在未來幾年對市政基礎設施建設投入1800億元人民幣，為2008年的奧運會創造良好的環境。所以，值得關注的是，如何從資本市場融資投向奧運配套設施。

　　他們的研究中，“不動產證券化”被放在了核心地位。“不動產證券化”就是以不動產所產生的未來現金為基礎發行證券的行為。何小鋒一直主張，“這是奧運建設融資中籌集企業和個人資金的一個優先選擇，有利于減輕北京市奧運支出的財政壓力;通過奧運不動產證券的操作，能夠為北京市培養一大批金融人才。”

　　何小鋒對“不動產證券化”的設計包括：發行市政債券，專門成立一個政府授權機構，把它作為對奧運市政基礎設施進行投資的企業融資渠道;建立奧運產業投資基金，專門投資奧運本身的體育運動設施和相關配套設施;在與奧運配套的基礎設施項目中，發行奧運基礎設施證券，其中的收費項目可采用基礎設施支撐證券進行融資;出售奧運設施所有權類憑證。

　　有業內人士說，何小鋒提出的這四種融資方式目前在國內太新潮，而且或多或少地存在政策阻礙，操作起來有難度。有人甚至說，何的觀點“書生氣太足”。比如，發行市政債券就有障礙———《預算法》明確規定：地方政府不得發行地方政府債券(除法律和國務院另有規定外)。顯然，作為奧運會承辦者的北京市政府，并不具備發債主體資格。再有，目前國內只有證券投資基金，而沒有產業投資基金。產業投資基金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期曾有過膨脹，后來政府宏觀調控后逐漸萎縮，產業基金能不能復活還是懸念。

　　何小鋒就此解釋，他們所提出的四種融資方式，在金融發達國家非常普遍也非常重要，但國內目前卻基本上處于空白狀態。造成這種情況，并不是說市場對這些融資方式沒有需求，而是很多政策阻礙了它們的拓展。也就是說，當前的有些政策與世界經濟金融發展的規律不一致。要突破這些“不一致”，很大程度上要借助于外力推動和重大時機——比如，北京奧運。為奧運融資是一方面，可能更重要的是，借這個機會在金融理論、金融工具和金融服務方面有所創新。

　　何小鋒表示，為奧運融資的方式有很多，而且在現有的政策框架下可操作性很強，他提出的手段并不一定是最佳。但作為一個學者，必須在理論上和實踐上有一定的超前性和創新性，超前創新并不等同于不可行。況且，作為一個特殊的項目，為什么不能對奧運融資特事特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