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與此同時,科技含量較高的深加工、精加工產業不易發展起來;資源產業的繁榮(在中國則是表現為初級產品和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量急劇增加)以其他行業衰退為代價,從而拖累整個國民經濟發展;出口劇增導致本國貨幣升值,削弱了本國經濟在國際上的競爭力;國內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地區差距也會因資源條件的優劣而拉大等“荷蘭病”的幾個主要癥狀,在中國經濟中均已表現出來。也就是說,中國經濟的增長,并沒有使國際競爭力同步提升。目前,裝備制造業核心技術“空心”化的現實,就是典型的例子。
上世紀70年代,通過“高檔機床攻堅戰”等一系列有效措施,中國機床產業在水平上已可以與當時東亞的最高水平相提并論。但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這種發展持續提升的趨勢被完全打斷。改革開放后,中國制造業的發展重心,轉向了以大量廉價勞動力供給和外資為支撐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上。這應該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經濟凋敝,勞動力大量剩余而難尋出路的一種現實選擇。而這種強調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以出口拉動增長的方式,在使中國實現無數個日用消費品生產量上全球第一并獲得經濟增長“分紅”(大部分被外資獲取)的同時,也使企業失去了制度、技術創新的動力。因為,企業只需依靠對廉價勞動力的長期占有,通過產能的擴張就能獲得足夠發展空間,已然成為了一種習慣。而這種讓獲利變得簡單的現實,使得資本、土地與勞動力等資源進一步向勞動密集型企業集中,從而擠壓了其他類型企業,特別是技術密集型企業的發展空間。而且,外資帶來的技術很少被中國人掌握,而其在中國所享有的超國民待遇,使中國企業喪失了公平競爭的機會,壓縮了中國企業的成長空間,導致中國企業無法獲得技術創新所需的時間及資本積累。
當要素成本持續增加,傳統的增長方式難以為繼的時候,才發現包括裝備制造業在內的、可以幫助經濟發展轉型升級的產業已成為“荷蘭病”的直接受害者,而必須要通過“振興”的方式來加以提振,才能使中國產業經濟提升競爭力,保持可持續性發展。
盡管受到“荷蘭病”的影響,使包括中國裝備制造業在內的高技術產業與國際水平之間拉開了一定的差距,但同時也應該看到,近些年來,隨著政策層面的調整,裝備制造業的整體水平已經有了很大的提升,在一些領域已經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其中就包括工程機械行業的一些產品。當然,如果政策層面值得更大期待的話,這種追趕或許是可以再提速的。
組織結構調整還需深化
隨著全球市場競爭的日趨激烈,市場需求不斷出現的新變化,企業的大型化及特有的競爭能力,必然會在產業組織結構體系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而國際范圍的生產社會化程度不斷提高,要求生產過程進一步專業化、標準化、協作化,這恰恰又是中小企業的長處所在。因此,現階段以及未來一個時期,具有兩極性特征的超大型企業和大量中小企業并存將成為產業組織結構發展的主要形式。與此相對照,中國工程機械行業內組織結構不合理現象仍然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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