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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歐開始向實體經濟回歸;發達國家走向長期財政緊縮之路;西方“去福利化”傾向開始顯現;債務問題的解決倒逼一體化進程;新興經濟體面臨發展模式轉型之痛;新的國際貨幣體系加速形成;資本主義制度和模式改革進入關鍵期。

　　國際金融危機和美歐主權債務困境，凸顯了西方國家正在經歷資本主義制度誕生以來新的瓶頸期，深層次的經濟結構性問題制約著當前世界經濟的發展。

　　今春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的主題是“大轉型：塑造新模式”，表明論壇已充分認識到目前全球各領域存在的深層次結構性問題，必須進行全面深入的變革。

　　如何在變革中找到新的模式、新的治理機制，是全球面臨的共同任務。

　　美歐開始向實體經濟回歸

　　經過多年的“去工業化”，西方國家基本已步入后工業化社會，服務業穩居主導地位;長期以來重消費、輕生產的經濟發展方式導致產業空心化現象嚴重;全球化又使跨國公司全球生產布局、產業向外包方向發展，空心化現象進一步加劇。20世紀中后期開始，伴隨虛擬經濟的逐年膨脹，美國的制造業逐漸萎縮。1980年到2009年，美國制造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從21.1%降到12.6%，制造業就業人數占就業總人數比重從21.6%降到9.1%。

　　歐洲金融服務業近半個世紀以來快速發展，大量制造業外遷也導致實體經濟“空心化”，歐盟大部分成員國存在“去工業化”現象，西班牙、法國、英國、比利時等國尤為嚴重。“去工業化”不僅削弱了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也對國內就業產生了很大的消極影響。1996～2007年，歐洲失去了280萬個就業崗位。西方國家長期失業現象越來越突出，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將美面臨的長期失業形容為國家危機。丹麥首相施密特在達沃斯論壇上表示，即便是“宇宙總統”，第一任務仍然是為年輕人提供工作機會。

　　西方再次意識到發展實體經濟的必要性，把重歸實體經濟、推進“再工業化”戰略提上產業結構調整的議事日程。2009年11月2日，美國總統奧巴馬發表聲明指出，美國經濟要轉向可持續的增長模式，即出口推動型增長和制造業增長，發出了向實體經濟回歸的信號，“再工業化”已成為美國重塑競爭優勢的重要戰略。歐盟委員會提出了歐盟工業政策的方向與目標，其重點是促進創新，提升“再工業化”進程。

　　然而，經過多年全球化的發展，外遷工業整體回歸已不可能，勞動力成本畸高，便捷的零部件、高效的供應鏈管理和產業集群效益，都表明全球化發展已不可逆;只有在激烈的競爭中，尋找新的突破點和搶占制高點，才是全球競爭力取勝的王道，也才有機會創造出更多的就業機會，彌補發達國家的就業“黑洞”。

　　因此，再工業化是再造一個新的實體，是以新能源、新材料為代表的低碳經濟形態的崛起;是在繼續強化傳統產業既有優勢的同時，努力在新興技術產業的角逐中搶占制高點。在全球化大潮已不可逆、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的背景下，西方“再工業化”戰略的實施任重道遠。

　　發達國家走向長期財政緊縮之路

　　長期以來，發達國家過度依賴借貸，重消費、輕生產的經濟發展方式，以及金融危機以來各國政府的大規模救助行動，導致發達國家債務不堪重負。據IMF的數據，2010年底，美、日、英、加拿大和歐元區主要國家的政府債務占GDP的比例平均達到109%。發達國家債臺高筑，對經濟增長形成制約，國家信用每況愈下，債務危機頻頻爆發，財政緊縮勢在必行。

　　但是，在經濟不景氣的背景下，這面臨著來自經濟增長方面的巨大壓力：財政緊縮的緊迫性與促增長的急切性相互矛盾。發達經濟體面臨確保短期經濟增長和長期財政整頓的雙重任務，如何在不引發再次衰退的前提下，減少債務總額，是擺在各國決策者面前的難題。財政緊縮導致西方社會黨爭激烈，經濟復蘇亦受制約。民主議會制度，一向是西方國家對不同制度國家兜售其價值觀的核心內容，但西方的財政窘境導致各黨派在財政領域的角力更加激烈，都在爭取將有限的財力運用于自身代表的利益集團，成為影響政府財政工具正常使用的羈絆，這在美國國會爭奪財政預算方面表現十分明顯。財政預算上的政治僵局，影響著投資者和消費者的信心，對美國經濟復蘇形成掣肘。

　　西方“去福利化”傾向開始顯現

　　二戰以來，西方國家建立的“從搖籃到墳墓”的高福利制度一度是全球向往的樣板，但在主權債務危機陰影的籠罩下，失去了其誘人的色彩。高福利帶來的高勞動力成本，使這些國家在激烈的國際貿易競爭中削弱了競爭力，貿易逆差積聚。為彌補貿易赤字，被迫走向市場融資，財政主權被市場所控制。高福利制度被視為歐債危機的推手。

　　歐洲國家幾乎全覆蓋的免費醫療、福利支出平均占政府總支出的50%左右。優厚的失業救濟在某種程度上加重了失業現象，在不少國家，失業兩年后還可以領取相當于失業前工資的80%，失業救濟成了社會福利開支中的最大項目。

　　西方國家已普遍邁入人口老齡化，2010年日本、歐洲和美國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分別為22.7%、16.5%和13.1%，遠遠超出了7%的老齡化社會警戒線。歐洲國家的養老金支出已占這些國家財政總支出的25%～30%。

　　健康的福利制度不僅要幫助弱勢群體渡過生活、就業等難關，促進收入再次分配的公平性，而且還應抵制不勞而獲的道德風險，促進競爭和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在財政負擔的重壓下，歐洲國家“去福利化”傾向開始顯現，個別國家開始提高退休年齡，減少養老金支出，但遭遇民眾的強烈反彈，歐洲社會矛盾激化;“去福利化”阻力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