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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制度和模式改革進入關鍵期

　　金融危機期間，西方國家采取發債的方式拯救金融機構，實際是變相的“劫貧濟富”，即用納稅人的錢來補貼金融機構。美國家庭財富從2007年的66萬億美元減至2009年的48.5萬億美元，縮水17.5萬億美元。但是，少數富豪財富卻繼續增加。

　　國際勞工組織總干事胡安索馬維亞指出，目前全球6100萬人掌握著相當于35億人所擁有的財富，而全球平均每3個工人中就有1人失業或生活在貧困狀態，共計約11億人。作為社會中堅力量的中產階級，收入和生活狀況每況愈下，今不如昔。

　　貧富差距拉大、失業和對未來生活預期的不確定，導致發達國家進入政局和社會沖突多發期。美國的茶黨橫空出世，富人成為眾矢之的;“占領華爾街”抗議活動迅速席卷100多個城市，這個組織松散的運動已成功地在總統選舉年把經濟不公正的問題提到醒目位置。奧巴馬總統在今年的國情咨文中，不得不直面經濟不公正問題，承諾要改革稅制，讓富人承擔相應責任，建立公平的經濟體系。

　　每次危機都會帶來制度的革新和改良，這次的國際金融危機與美歐主權債務困境也不例外，其根源都是經濟問題以及背后的制度與模式問題。資本主義制度、模式需要盡快改良和適應當前世界經濟的轉型，否則將面臨更深刻的危機與動蕩。正如美國凱雷投資集團聯合創始人兼董事總經理大衛·魯賓斯坦警告的那樣：“我們現在還有3到4年的時間來改進我們的經濟模式，如果不盡快行動，我們會輸掉這場戰爭，我們的制度也會終結。”資本主義未來選擇怎樣的模式，如何改革現有的制度都值得人們去關注和思考。

　　美國經濟的深度調整

　　美國政府實施了一系列刺激性經濟政策和結構性改革，在約束金融資本、改善實體經濟等方面取得進展，但貿易保護和轉嫁危機成本也給全球貿易體系造成損害

　　由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在給美國這個世界經濟的神經中樞造成重大沖擊的同時，也引發美國政界、學界和企業界的深刻反思，并相應作出重大調整。美國總統奧巴馬開啟的變革涉及方方面面，核心的目的是恢復美國經濟、解決失業問題并重振美國經濟實力。

　　奧巴馬“新政”指向

　　資本主義周期性經濟危機之后通常伴隨著一定的改革和調整。奧巴馬通過非常規的銀行救助、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穩定局面后，啟動了以加強銀行監管、醫療保險改革和新能源計劃為標志的改革，并將重振制造業和降低失業率視為經濟戰略的突破口，以縮小貿易逆差和削減財政赤字，并為長期的經濟調整奠定基礎。

　　將規范虛擬經濟和振興實體經濟作為調結構的核心。

　　奧巴馬入主白宮后，除延續小布什政府的不良資產救助計劃穩定美國金融市場外，還推動國會通過了《金融監管改革法》，對過度的金融創新或復雜金融產品使用作出限制，以化解系統性風險。在規范金融的同時，面對居高不下的失業率，以工會為重要選民基礎的奧巴馬將振興制造業作為經濟政策的重點。他不顧共和黨的反對，實施以投資基礎設施、新能源和減稅為主的“美國復興與再投資計劃”，其中未來10年投資1500億美元的新能源開發計劃備受關注。此外，奧巴馬政府還以股權購置的方式動用650億美元救助陷入困境的汽車業，以保住美國制造業的一面旗幟。在今年的國情咨文中，奧巴馬明確提出再工業化和制造業回流的發展戰略。

　　將經濟再平衡視為調整的重要手段。

　　利用G20峰會、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等框架，美國將全球經濟的再平衡，尤其是中美經濟再平衡作為貿易政策的核心。為配合實體經濟發展和推動“再平衡”，奧巴馬提出“促進出口戰略”，推動“跨太平洋戰略伙伴關系”計劃，力圖在實現五年出口翻番的基礎上，構建起以美國為主導的跨太平洋自貿區。同時也開始推動國內經濟的再平衡，通過增加對富人的稅收、削減軍費和福利開支縮小預算赤字。

　　將確保美元地位和經濟主導權作為長期的戰略目標。

　　奧巴馬的巨額經濟刺激計劃導致美國預算赤字自2009年以來連續三年超過一萬億美元，而長期的赤字使美國國債在2011年5月超過14.3萬億美元。兩黨圍繞提高國債上限的政治斗爭和國債占美國GDP繼續上升的前景，引發美國國債歷史上首次失去3A評級。

　　面對美國經濟復蘇乏力和社會總債務高達55萬億美元的境況，包括中國在內的國際社會再次發出了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減少對美元過度依賴的呼聲。為加快復蘇并減輕債務負擔，美國除將基準利率保持在零或接近于零的水平外，還通過量化寬松、“扭轉操作”的貨幣政策向全球市場注入大量的流動性，催生新一輪的全球經濟泡沫。美元泛濫進一步削弱了美元信用，但美國通過信用評級機構不斷放大歐債危機，通過政治高壓力圖迫使人民幣持續升值，竭力捍衛美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