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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轉型步履蹣跚

　　在多種政策手段的作用下，美國新一輪經濟轉型盡管步履維艱，但取得相當進展。銀行資本金充足，制造業實現擴張，失業率有所下降，顯示經濟活力正在逐漸恢復。另一方面，由于利益集團的制約、政治極化現象加劇和結構調整的長期性，美國經濟轉型還面臨相當大的挑戰。

　　美國經濟復蘇的最大亮點在于制造業的迅速擴張。汽車制造業是美國制造業最大部門，是當之無愧的支柱產業。得益于新興市場的增長和美國汽車需求的恢復，通用、福特和克萊斯勒三大巨頭均表現不俗。樂觀地預計，今年美國新車銷量可達1380萬輛，距被認為是健康市場汽車銷量水準的1400萬輛僅一步之遙。

　　以汽車業的復興為標志，美國制造業擴張勢頭看好。據美國制造技術協會和美國機械工具批發商協會最新統計，2011年制造技術訂單總額達45.3億美元，比2010年增長80.5%，創造了15年來的第二個高峰。美國供應管理協會公布的最新報告也顯示，今年1月份，美國制造業活動連續第30個月擴張，且擴張速度繼續加快。種種跡象表明，美國制造業正從金融危機的陰影中走出來，其快速復蘇為2012年的行業發展提振了信心。截至2011年四季度，美國經濟已經保持連續10個季度復蘇，失業率也從2009年10月份的10.2%降至目前的8.3%。

　　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的劉戒驕認為，盡管美國制造業面臨勞動力成本和環境標準高的制約，但它仍擁有全球規模第二大、最先進的制造業。1980年至2010年，美國制造業就業人數減少了877萬人，但制造業增加值卻從5840億美元增加到17180億美元，制造業增加值占世界制造業增加值的比重降幅不大。

　　但美國制造業的發展及其對經濟和就業的拉動并非一馬平川。首先，盡管美國在信息產品、高端制造、生物醫藥、新能源和新材料等領域具有技術優勢，但并未形成如上世紀90年代IT技術那樣的領先地位。以汽車為例，美國、日本和德國在這一領域的技術差距并不明顯。美國汽車業的復蘇，一方面得益于政府的支持，另一方面也同美國借助豐田汽車技術缺陷和戴姆勒行賄事件打壓競爭對手有關。其次，美國制造業無法在勞動密集型產業上與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競爭，考慮到勞動力成本、供應鏈和產業集群、靠近市場等多種因素，已經轉移到海外的部分高端制造業也難以回流。再有，即使美國技術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制造業全面復蘇，也很難大幅促進就業。根據美國勞工部的數據，當前美國制造業崗位總數為1180萬個，而1979年峰值時達1960萬個。在過去一年中，美國凈增加工作崗位195.3萬個，其中僅有23.5萬個來自制造業。

　　除此之外，美國經濟調整還面臨著政治、社會和國際方面的制約。

　　就政治而言，面臨2012年美國大選，共和黨總統競選人對奧巴馬發出挑戰，總統和國會圍繞經濟政策、財稅政策、年度預算案的新一輪斗爭才剛剛開始。兩黨的分歧和利益集團的影響，導致美國無法在重大的經濟政策上形成共識。如果大選年奧巴馬謀求連任失敗，美國經濟調整的方向和力度可能生變。

　　就社會而言，盡管奧巴馬和民主黨強行在國會通過《醫療保險改革法》，但該法能否持續發揮效用而不被共和黨推翻，能否在中長期縮小美國的醫保開支值得懷疑。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預計，隨著人口老齡化加速，美國醫療支出2025年將占到GDP的25%。日益沉重的醫療負擔給政府、企業和個人帶來巨大壓力，嚴重削弱了美國的競爭力。

　　就經濟前景而言，由于國債總額繼續上升，到2020年左右可能達到20萬億美元。如果債務還本付息的增速高于GDP的增速，債務占GDP的比重將逐步縮小，債務危機的風險將逐步化解。否則情況不堪設想。巨額債務使美國經濟復蘇道路漫長，充滿不確定性，不排除二次探底的風險。如果再考慮到持續低迷的房市、美國州和地方的債務風險，美國經濟的前景不容樂觀。就國際層面而言，歐債危機下歐洲經濟的疲弱、大地震后日本產業鏈的斷裂和經濟持續低迷、新興市場國家日益嚴重的通脹風險、中東北非局勢的長期動蕩等，均不利于美國經濟的強勁增長。

　　中美經濟密不可分的影響

　　作為美國第二大貿易伙伴和美國國債的最大持有國，美國經濟轉型對中美經濟關系和中國經濟本身造成深遠的影響。

　　奧巴馬推動制造業回流，承諾將通過為跨國公司提供優惠政策吸引其留在美國，而美國的再工業化勢必減緩跨國公司對華直接投資。過去幾年間，福特、卡特彼勒、通用電氣及聯合技術旗下的奧的斯電梯等企業紛紛宣布制造業創造就業計劃。福特去年11月已宣布把1.2萬個工作崗位從墨西哥和中國遷回美國。

　　美國經濟轉型和擴大出口，并非完全遵守市場競爭規則，而是憑借國內法和對國際機制的主導權謀求私利。中美貿易不平衡是國際分工的產物，是借貸消費和限制對華高科技出口的結果，但美國卻一味指責中國壓低匯率搞不正當競爭并通過單邊、雙邊和多邊渠道要求人民幣大幅快速升值?？紤]到通脹因素，2005年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已累計升值37%，但美對華貿易逆差不降反升。自奧巴馬執政以來，美國對華發起的“雙反”調查超過小布什執政的8年。在美國大力發展新能源謀求新產業制高點的同時，卻對中國的風能加征懲罰性關稅，對中國太陽能產品發起“雙反”調查。在今年的國情咨文中，奧巴馬明確將中國列為經濟競爭者，宣布將設立新的貿易執法部門，專門“負責調查中國等國家不公平的貿易行為”。

　　在美元占據主導地位的國際貨幣格局中，美國促出口、減債務的最佳手段是繼續放寬貨幣供給，制造全球通脹和泡沫經濟，以轉嫁危機并避免陷入新一輪衰退。由于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應對泡沫經濟的體制能力尚待加強，中國面臨著輸入型通脹、外匯儲備縮水和人民幣升值的長期壓力。美國會否推出新一輪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會否對人民幣匯率施加新一輪壓力，會否通過世貿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二十國集團、聯合國貿發會議和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等平臺為中國“量身打造”新的貿易金融規則，都將考驗著中國的智慧和中國經濟的韌性。

　　金融危機后美國經濟轉型和中美經貿關系的變化，使中國經濟面臨前所未有的復雜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