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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長放緩與資源要素價格上升并存。通常情況下，在經濟增長放緩時，由于需求不足，資源要素價格會下降。近年來，全球經濟不景氣，中長期增長乏力，但石油、煤炭、食品等大宗商品價格高位震蕩，甚至逆市而上。全球流動性過多、美元貶值是其原因之一，但也有來自供給方面的沖擊，特別是中東、北非持續動蕩，逆市推高油價。在國內，因體制不順，在資源價格上升的同時供給不足;實際工資與“80、90后”新生代勞動力的期望差距較大，勞動力結構性供給不足和就業壓力并存，勞動力價格持續攀升。

　　增速回調與企業效益下降并存。有一種觀點認為，增速回落，結構和效益將會相應改善，并由此得出“速度慢一點，質量好一點”的判斷。但近期和以往較長時期的經驗表明，在現有增長模式下，我國企業具有典型的“速度效益型”特征，經濟運行的質量和效益很大程度上依賴于速度與規模。在經營方式和盈利模式未能根本轉變之前，增速一旦短期內明顯回落，企業效益也會相應下滑，并將波及到財政收入和金融資產質量。

　　產業轉移加快和部分地區低效擴張并存。近年來，部分產業由東部向中西部轉移呈加快態勢，對產業升級、促進中西部發展和增加投資需求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在這一過程中，有些地方政府過度介入，層層下達投資和招商指標，低水平過度擴張問題比較突出。隨著我國眾多工業產品需求峰值逐步臨近，對東部增長模式的簡單復制，可能潛藏著較大風險。

　　只有正確認識本輪經濟增速回調的性質，才能更好地理解目前出現的這些看似矛盾的現象，也才能更好地判斷未來走勢。

　　第一，本輪回調是中長期增長潛力下降與多重周期因素疊加的結果。當前的經濟增長受到多重因素影響，短期因素有需求變化、庫存變化，還有國外大選、國內換屆等政治周期因素;中期因素有10年左右的設備投資更新周期等;更重要的是，同時也是更值得關注的，是屬于“長周期因素”的特定發展階段的潛在增長水平。我國經濟保持年均10%的高增長已經30多年。根據對國際經驗和我國增長潛力的研究，我們認為，我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在今后幾年下一個臺階的可能性很大，逐步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入中速增長階段。去年以來，東部發達省市經濟增長速度開始明顯回落，基礎設施投資增長放緩，由投資潛力有限導致的金融財政風險顯露。今年一季度，這一變動態勢仍在延續。這些跡象表明，我國經濟增長階段的轉換過程可能已經開始。毋庸置疑，我國經濟增長仍有較大的潛力和空間，但由于經濟規?？焖贁U張的基數效應，如果每年的新增量不能以更快的速度增長，增長速度將出現合乎邏輯的下降。比如，10年前能夠支撐10%增長率的新增量，到現在只能支撐3%左右的增長率。隨著時間推移，這種基數效應將會愈加明顯。由于多重周期力量和多方面因素相互交織，目前我國經濟運行呈現十分復雜的局面。總的來看，下半年我國經濟增速有可能回穩，但不太可能回歸到過去的高增長水平。

　　第二，供給沖擊改變了要素價格趨勢。新世紀以來，一些新興國家進入快速工業化階段。中國、印度、巴西、印尼、南非、越南等國家，人口規模相當于已經實現工業化國家的兩倍多，其工業化進程已經并將繼續改變全球重要能源資源的供求格局。以原油為例，2005年以前國際原油價格長期低于40美元/桶，隨后大幅攀升，2008年一度超過140美元，目前仍高于100美元。油價漲幅呈倍數增長，而其間美元平均貶值也僅11%左右。從國內看，隨著資源環境約束增加、要素市場化推進和勞動力供求格局的轉變，能源資源、土地、勞動力等要素價格進入了較快上升階段。供給能力缺少足夠彈性是客觀現象，它不能適應需求的粗放增長，這正是當前需求回調而資源要素價格高企的重要原因。

　　第三，體制障礙扭曲資源配置。我國市場化改革進展并不平衡，部分基礎行業和要素領域價格不順、放開不夠、競爭不足的問題依然突出，市場機制難以發揮基礎性作用。例如，有的地方發電能力利用不足，有的地方卻嚴重缺電;有的行業債務負擔沉重，投融資能力下降，而大量行業外資金難以進入;土地價格偏離均衡水平，一方面，城市商業性地價被一再推高，成為部分地區房價暴漲的主因，另一方面，優惠地價甚至實質上的零地價，成為地方招商引資、爭奪投資項目的重要手段。這些問題的存在，在微觀上導致資源錯配和低效利用，在宏觀上則出現了產品或能力供給不足與投資需求不足并存，能源資源和要素價格不合理上漲等現象。

　　總之，當前我國經濟運行已經呈現出與以往高增長時期大不相同的特征，宏觀決策所需要的信息和知識也會超越以往的經驗。經濟增長階段的轉換，表面上看是增長速度的調整，實質上則是經濟結構、增長動力和發展方式的轉變。就宏觀政策與增長階段轉換的關系而言，宏觀政策要順應增長階段的轉換，特別要防止過度放寬宏觀政策而使經濟重回以往高增長軌道的傾向。同時要看到，增長階段轉換也需要一個相對穩定的宏觀環境，宏觀政策也要防止在多重因素作用下短期內增長速度過快下滑。防止上述兩種可能性，使經濟在與增長階段轉換相適應的軌道上平穩運行，并促進經濟發展方式取得實質性轉變，應當成為今后較長一個時期宏觀政策的重要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