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體制障礙扭曲資源配置。
我國市場化改革進展并不平衡,部分基礎行業和要素領域價格不順、放開不夠、競爭不足的問題依然突出,市場機制難以發揮基礎性作用。例如,有的地方發電能力利用不足,有的地方卻嚴重缺電;有的行業債務負擔沉重,投融資能力下降,而大量行業外資金難以進入;土地價格偏離均衡水平,一方面,城市商業性地價被一再推高,成為部分地區房價暴漲的主因,另一方面,優惠地價甚至實質上的零地價,成為地方招商引資、爭奪投資項目的重要手段。這些問題的存在,在微觀上導致資源錯配和低效利用,在宏觀上則出現了產品或能力供給不足與投資需求不足并存,能源資源和要素價格不合理上漲等現象。
總之,當前我國經濟運行已經呈現出與以往高增長時期大不相同的特征,宏觀決策所需要的信息和知識也會超越以往的經驗。經濟增長階段的轉換,表面上看是增長速度的調整,實質上則是經濟結構、增長動力和發展方式的轉變。就宏觀政策與增長階段轉換的關系而言,宏觀政策要順應增長階段的轉換,特別要防止過度放寬宏觀政策而使經濟重回以往高增長軌道的傾向。
同時要看到,增長階段轉換也需要一個相對穩定的宏觀環境,宏觀政策也要防止在多重因素作用下短期內增長速度過快下滑。防止上述兩種可能性,使經濟在與增長階段轉換相適應的軌道上平穩運行,并促進經濟發展方式取得實質性轉變,應當成為今后較長一個時期宏觀政策的重要取向。
更加重視改革導向的供給政策
需求政策基本穩定、適時適度微調,重視改革導向的供給政策,加大結構調整力度
今年經濟運行中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將大于以往,宏觀政策選擇也將面臨新挑戰。應當按照“穩中求進”的總基調,保持宏觀需求政策的基本穩定,根據情況變化適時適度微調;同時更加重視改革導向的供給政策,加大結構調整力度。
供給政策的一個目標,是加快產業結構和企業組織結構調整,提高政府、企業、市場和社會對新增長階段的適應性,逐步做到在中速增長環境下“企業可贏利、財政可持續、風險可防范、民生可改善、就業可充分”。
另一個目標是以價格、投資“雙放開”為突破口,推動基礎產業改革,短期內緩解某些領域的供給不足,增加投資需求,并通過強化競爭、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有效減輕通脹壓力;中長期則通過轉變發展方式,促進基礎產業和其他行業的平衡增長。
1.貨幣政策保持穩健。
堅持貨幣政策的事實穩健,并適時適度微調。跟蹤外匯占款變動,適時下調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確保銀行流動性平穩。將同業存款納入存貸比考核,以月為基礎考核金融機構的存貸比指標,保證信貸的正常投放。加強對擔保、典當、小額信貸公司、信托公司等的監管,規范銀行理財業務,避免引發系統性風險和倒逼貨幣發行。保持匯率基本穩定,并引導匯率雙向浮動。
2.創造良好的發展預期。
受經濟增長下行、民營經濟發展困難和誤言傳播等因素影響,社會預期和發展信心受到沖擊,由此導致的資本轉移、財富轉移等問題有所抬頭,惜貸和“慎投”現象增加。需要采取必要措施,加大宣傳力度,進一步重申我國基本經濟制度不會變,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不會變,充分尊重和保護產權的法治取向不會變。不斷完善宏觀調控,給社會營造良好的發展預期,引導市場信心和需求恢復。
3.切實推進結構性減稅。
實行加速折舊,鼓勵企業技術設備升級。進一步加大對中小企業技術創新的財稅支持力度;調整完善“營改增”試點方案,切實減少重復征稅和降低稅負;加快落實農產品增值稅進項稅額核定扣除辦法,減輕農產品加工企業稅收負擔;降低生產性服務業的營業稅稅負水平,促進專業化細分與結構升級;研究建立資本利得稅,拓寬房產稅試點范圍并實行累進稅率,從制度上控制不合理買房需求。
4.支持企業組織重構和中小企業發展。
隨著經濟增長階段的轉換,簡單的數量和規模擴張空間已經不大,調結構、轉方式的緊迫性日益突出。要通過金融、稅收等多種措施,支持企業通過關閉、并購、聯合等途徑加快組織結構調整,促進大企業集中度的提高和中小企業專業化分工的深化,逐步形成與中速增長階段相適應的新盈利模式。進一步加大和落實對中小企業的支持政策,拓寬市場準入、緩解融資瓶頸、創造公平競爭環境,以創業促進和帶動就業,確保我國就業水平總體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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